作者：Sahm, Claudia; Nuñez, Stephen; Balakrishnan，Sidhya
1杰恩家庭研究所，纽约州纽约市
译者：赵岩
原文链接：<https://jainfamilyinstitute.org/series/from-idea-to-reality-getting-to-guaranteed-income/>
鸣谢:作者要感谢Marshall Steinbaum, André Victor Doherty Luduvice, Sanoja Bhaumik, Halah Ahmad, Alexander Jacobs, Molly Dektar and the broader JFI 团队对本文早期草稿的宝贵反馈。所有的错误都由作者本人承担。
内容
执行概要3
可能会改变的个人行为7
人们会改变他们的工作量吗?7
家庭会改变他们的储蓄金额吗?10
企业会改变他们的投资金额吗?12
人们会改变他们所接受的教育程度吗?13
宏观经济影响 14
带薪工作时间和劳动力供应15
商业投资和实物资本存量17
通过教育和技能提高劳动生产率19
国内生产总值20
结论21
附录:研究摘要24
执行概要
美国的经济政策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国会几十年来第一次考虑对我们的未来进行几项重大投资，从应对气候变化到升级我们的实体基础设施，再到养育我们的儿童。没有工作要求的现金转移支付和严格的经济状况调查等新方法都是有待讨论的一部分。
这份报告——杰恩家庭研究所系列报告中的第三篇——讨论了像这些现金转移支付此类的保障收入政策可能产生的宏观经济影响。我们以新的儿童税收抵免作为我们的案例研究。该计划每年将扩大1100亿美元(占GDP的0.5%)，除了收入最高的家庭外，所有家庭每个6岁以下的儿童每月可获得300美元，每个6至17岁的儿童每月可获得250美元。1由于该计划没有工作要求，也没有严格的经济状况调查，因此该计划在很大程度上与儿童收入保障计划相当。拟议的儿童税收抵免政策承诺大幅减少贫困，本文并不建议改变该政策设计，而是将其作为在国家层面实施的最重要的保障收入类政策。
我们对延长新的儿童税收抵免的讨论的贡献是从前沿的宏观经济研究中提供对整体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的见解。宏观经济研究与微观经济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宏观经济研究强调项目中的反馈回路(称为一般均衡效应)。2此外，由于经济达到新的均衡需要时间，这些是保障收入的长期效应，而不是我们在最初几年可能达到的预期的效果。3新的信贷是家庭收入支持的一个显着变化，因此，重要的是要考虑它的影响可能如何波及整个经济。获得儿童税收抵免的父母在工作、支出和储蓄方面做出的选择可能会引发一系列反馈循环，影响到其他没有获得抵免的人。工资、物价和利率以及商业投资、就业和GDP可能会发生变化。4宏观经济模型只是一种工具，用来将新计划启动所导致的许多个人决策的影响加起来，并以汇总统计数据的形式表达出来。将数亿美国人的决策加起来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宏观经济学家经常会就保障性收入计划将如何改变美国经济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不足为奇。
为了揭示潜在影响并理解分歧，我们讨论了六项研究，这些研究代表了用于研究保障收入并将其应用于新的儿童税收抵免的不同类型的宏观经济模型。5综合起来，这些研究并没有提供税收抵免或任何保障收入计划如何影响经济的清晰图像。6这六项研究中的两项预测，在一些具体的项目细节下，保障收入将促进经济增长。另外四项研究保障收入则对宏观经济影响不那么乐观。
模型中需要的抽象程度和假设数量意味着我们不应该过于依赖它们的预测。对实际保障收入项目的实证、微观经济学研究，如阿拉斯加永久基金(Jones and Marinescu, 2020年)等全州范围的现金转移项目，以及北卡罗来纳州东部切罗基保留地(Akee et al.， 2013年)和加州斯托克顿(West et al.， 2021年)等小规模试点项目，可能会提供更多信息。也就是说，这些经验性的微观经济研究探索了现金转移支付计划的本地化效应;如果没有事先的国家计划，就很难可靠地推断宏观经济效应。本报告的目标就是填补这一空白。
宏观经济模型有助于扩大辩论范围，并可能突出可通过其他政策解决的非预期的后果或削弱积极影响的因素。也就是说，即使存在如此多的分歧，这些宏观经济研究也可以为当前的政策辩论提供信息。打开这些复杂模型的“黑箱”，并将它们在六项研究中进行比较，可以突出可能的宏观经济效应背后的关键机制。
我们探索了四种机制:
●宏观经济影响的关键(也是最有争议的)因素是，获得信贷的父母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他们的工作。这些决定是反馈循环的起点，这些决定将受到转移规模、任何工作要求或经济状况测试的影响。
●如果实得工资由于反馈效应或提高税收等项目融资选项而发生更广泛的变化，它可能会影响劳动人数(不仅仅是受益人)，以及总产出和收入。
●同样，由于接受者、反馈效应或项目融资(如赤字支出)的决定而导致的私人储蓄或利率的变化，可能会改变企业的投资规模，从而影响经济的生产能力。
●最后，如果实得工资(教育的回报之一)发生变化，它可能会影响父母在子女教育上的投资，或成年人在自己的教育和培训上的投资。
儿童税收抵免的细节，包括谁有资格，根据收入分阶段进入和退出，税收抵免有多少，以及如何提供资金，都对该计划的长期影响有影响。我们的目标是让人们注意到潜在的反馈循环，尽管对有儿童的家庭的直接影响在当前的政策辩论中是最重要的。更广泛地说，围绕保障性收入计划的讨论将受益于宏观经济视角。
下一节讨论了在宏观经济模型的背景下对保障收入的行为反应。在下一节中，我们将报告保障性收入对劳动力供给、商业投资和GDP等总量的影响的估计。本文的结论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建议。
可能会改变的个人行为
要理解宏观经济效应模型之间的分歧，从个人和企业在保障收入计划启动时面临的选择是很有用的。任何关于行为可能如何改变的讨论，都应该以人们对现金转移支付和其他收入支持计划的反应的经验证据为出发点。虽然保障收入计划的细节很重要，比如谁能得到保障、保障多少、保障频率，但决定长期宏观经济影响的是人们的反应和行为变化的反馈循环。美国从未有过国家保障收入计划，因此不可能确切地说它会是什么样子。试点研究和阿拉斯加永久基金(Alaska Permanent Fund)等州级项目可以帮助宏观经济学家创建他们的模型，但这些变化的规模、方向和重要性存在激烈争议。在本节中，我们将讨论保障收入可能影响的四种主要行为，以及这些变化将如何在经济中产生影响。
人们会改变他们的工作量吗?
对于保障收入，最常见的担忧是，它会导致人们减少工作，从而减少经济活动。在宏观经济模型中，无论是由于工人减少工作时间还是离开劳动力市场，有偿工作总时间的减少都会降低长期GDP和总收入。
工作水平是保障收入的宏观经济效应的关键决定因素，这是任何收入支持计划都必须解决的问题。在经济模型中，人们面临着两种选择:到底要不要工作，即所谓的“广泛边际”(extensive margin)，如果要工作，则需要工作多少小时，即“密集边际”(intensive margin)。具体来说，模型中的个体必须反复决定，“我要不要多工作一个小时来获得报酬?”当下一个小时的边际效益(他们的时薪)超过边际成本(不工作带来的享受)时，他们就工作;如果没有，他们就停止工作。这个模型设置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因为现实世界中的大多数工人并没有对他们工作的确切小时数进行那么多的控制。尽管如此，这个问题抓住了一个核心的权衡问题。接下来的问题是:人们如何看待工作的成本和收益?保障收入会改变他们的工作量吗?那些接受转移支付的人的收入最初会增加，从而实现该计划的目的。然而，如果一个家庭可以用他们目前的收入来管理他们的开支，他们可能会决定少工作，有更多的自由时间。例如，一个为支付账单而两班倒工作的单亲妈妈可能会减少她的工作时间，花更多的时间在家里。
大多数经济模型都假设，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收入更高的人会选择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工作，“消费更多的休闲”。这种对额外收入的反应被称为“收入效应”。事实上，19th世纪的经济学家托尔斯滕·凡勃伦(Thorsten Veblen)曾有一个著名的预测:随着收入的增加，通常的工作周将大幅减少。每周工作时间比19th世纪要低，但尽管收入大幅增加，每周工作时间并没有大幅下降。很明显，尤其是在高收入人群中，我们的工作时间是由社会规范决定的，而不仅仅是工资。但这样的考虑在宏观经济模型中并不常见，因此它们只纳入了关于“收入效应”的假设。
这里考察的模型在对收入效应大小的假设上各不相同。例如，Penn-Wharton模型基于对Jones和Marinescu(2020)关于阿拉斯加永久基金的实证研究的解读，假设存在很大的收入效应。与大多数实证研究一样，这篇论文包括了一系列关于工作时间(“密集边际”)和是否工作(“广泛边际”)的发现。Penn-Wharton模型在其宏观经济模型中使用了阿拉斯加基金对收入影响的最大估计，尽管阿拉斯加基金研究的作者将他们的发现总结为“对就业没有影响，只是适度增加了兼职工作”。使用Penn-Wharton模型的宏观经济学家得出了与Jones和Marinescu不同的推论，这一事实表明，潜在的就业效应是多么有争议。其他论文，如Nikiforos、Steinbaum和Zezza(2017)，的假设的收入效应要小得多，更符合Jones和Marinescu对他们研究结果的解释。这种关于实证研究显示的内容以及反过来应该被纳入模型的假设的分歧是预测宏观经济变化差异的关键驱动因素。
如果用增加的所得税或工资税来支付保障收入，从而降低税后工资率，工作时间也可能发生变化。在保持家庭总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工人们对工资率变化的敏感程度不同，他们可能会选择减少工作时间。工作是繁重的，所以如果人们的工资较低，他们可能会选择放松，选择更多的休闲和更少的工作。这种变化被称为“替代效应”。在这种情况下，税收将增加，所有工人的实得工资率将下降，因此这种变化并不局限于获得保障收入的工人。关于对工资变化的反应有多大的假设在“Frisch labor supply elasticity”模型中得到了体现。作为影响的一个例子，假设一名工人以每小时25美元的价格每周工作40个小时——这大约是生产工人和非监督工人的平均时薪——然后他们的税后时薪被削减10%，降至22.50美元。这种削减可能是由于增税、取消工作要求或严格的经济状况调查将他们排除在部分福利之外。在保持工人任何来源的家庭收入不变的情况下，这里的研究人员对人们的反应做出了广泛的假设。在一端，他们假设工人每周工作40小时(弗里希弹性为0)，在另一端，工人每周工作时间减少到36小时(弗里希弹性为1)。
不同的假设决定了由于保障收入而导致的宏观经济的预期变化，这可能会影响到所有的工人，而不仅仅是那些家庭获得转移收入的人。请注意，假设收入或替代效应的研究与上述显示GDP大幅下降的研究是相同的。宏观经济实证研究的证据往往发现，弹性接近于1，而微观经济研究发现弹性接近于零。假设1相对于0对预测的宏观经济效应具有深远的影响。当然，均衡就业是由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决定的。为了应对劳动力供应的减少，雇主可能会提高这些模式之外的工资或其他非工资福利，以留住其中一些工人。
此外，许多模型假设工作减少会导致GDP下降，但这条路径并不包括工作减少可能影响经济的所有方式。例如，花更多时间陪伴儿童的父母、8受过高等培训的年轻人和关心自己健康的老年人，可能会成为更有生产力的工人，尽管工作时间更少，但产出更多。相比之下，一些人认为，“工作文化”是运转良好的美国经济所必需的，他们担心，工作时间越少的人，工作效率就越低，职业前景也就越暗淡。关于保障收入的争论呼应了其他收入支持项目，如失业保险、收入税收抵免和贫困家庭临时援助。这些关于其他收入支持辩论的额外考虑虽然很重要，但不在本报告的讨论范围之内。宏观经济模型中关于工作的行为范围和假设可以作为一个有用的起点。
家庭会改变他们的储蓄金额吗?
保障收入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家庭提供一个可预测的收入来源，使他们能够处理意外开支或收入损失。借贷并不总是一种选择，即使家庭可能在未来赚取更多的收入。这就是所谓的“不完全市场”。因为银行不会帮助人们为自己的经济意外投保，这就留给政府发挥作用。9
不可预测的收入对数以百万计的家庭来说是真正的困难。这个问题在低收入家庭中尤其严重，年收入低于2.5万美元的家庭中有五分之一受到影响。目前的儿童税收抵免将使每个儿童的年收入增加3600美元，这对生活在贫困中的家庭来说是一笔有意义的数目。
工人无法控制的不可预测的工作时间安排是收入意外变化的一个重要来源(Williams et al.，2018)。保障收入将为家庭每月获得的收入设定一个下限，帮助他们支付房租或儿童保育等常规账单，即使他们的收入暂时下降。
尽管有这些好处，但额外的收入保障可能意味着家庭储蓄的动力降低。有了政府作为后盾，他们可能不需要那么大的应急基金，因此，保障收入形成的安全网可能会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但这一预测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即家庭有储蓄可以减少。事实上，数以百万计的家庭都是月光族。边缘群体的财务缓冲往往最薄弱。黑人家庭的财富中位数仅为24,000美元，约为白人家庭的八分之一(Bhutta等人，2020a)。在Covid-19危机期间，我们了解到政府的收入支持可以大幅提高金融稳定性，缩小种族差距。具体而言，Bhutta等人(2020b)发现，《CARES法案》中的救济可以覆盖几乎所有种族和族裔家庭六个月的基本开支。
企业会改变他们的投资金额吗?
保障收入会间接影响企业投资，进而影响整体GDP。首先，保障收入计划，无论其资金来源如何，都会增加政府支出。然而，作为GDP一部分的支出的增加可能会导致投资的变化。大量的宏观经济学文献为这个问题提供了广泛的答案: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支出的增加是否会至少一对一地增加GDP，或者它是否会被私人支出和投资的减少所抵消?奥伯巴赫和戈罗德尼琴科(Auberbach和Gorodnichenko, 2012)认为，经济状况似乎会影响这个答案。他们发现，在经济衰退期间，政府转移支付的增加对GDP的增长甚至超过了转移支付的数额。但在经济扩张期间，私人投资抵消了部分甚至几乎全部的额外转移支付。本文中的大多数模型都假设经济正在充分发挥其潜力，因此出现了“挤出效应”。相比之下，Nikiforos(2017)假设，在保障收入之前，经济的运行低于其潜力，因此不存在“挤出”。事实上，保障收入对GDP的增长超过了一比一。
如果保障收入是由联邦政府赤字提供资金，那么就存在第二个影响投资的渠道。政府更多的借款可能会导致美国国债利率上升，这将导致大多数银行贷款利率上升。最后，大多数经济模型都假设，当企业的借贷成本上升时，它们会减少投资。但几十年来，尽管联邦债务不断上升，但利率一直在下降，利率对投资的重要性有多大，这是有争议的。例如，Abel和Eberly(2011)认为，决定商业投资的主要因素是现金流(包括预期的销售收入)而不是融资成本。保障收入可能会增加消费者支出，这将提高潜在的销售，并鼓励更多的投资。更大的潜在现金流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可以抵消更高的利率带来的负面影响。投资的变化对经济长期增长很重要。一年内投资的变化会对未来的产出产生持续的影响。今天的投资有助于我们今天生产更多的产品，商业投资，比如在新机器和建筑上的投资，也有助于我们在未来生产更多的产品。投资使工人的生产效率更高。对研发的投资可以提高劳动和资本的生产率。更高的生产率是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保障收入间接改变投资的程度对宏观经济效应很重要。
人们会改变他们所接受教育的程度吗 ?
许多保障收入的支持者认为，额外的钱将使父母能够在儿童的教育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并增加受过高等教育和学位的成年人的比例。如果是这样的话，更多的教育将使个人和他们的家庭受益，因为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健康和更安全的财务状况。它还将通过提高工人的生产力而使整体经济受益。在过去，受教育程度提高的时期，比如二战后通过《退伍军人权利法》(GI Bill)的时期，也是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历史上被边缘化群体的受教育程度提高可以会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重大推动作用。
即便如此，现有为数不多的关于现金转移如何影响儿童教育的微观经济学研究好坏参半。Lerner(2019)发现，阿拉斯加永久基金的现金转移对高中完成率没有明显影响。他没有研究中学后教育，相较高中，那里的财务成本可能导致更大的障碍。相比之下，Bastian和Michelmore(2018)发现，来自劳动所得税抵免的收入支持改善了教育成果。
本报告中的两个宏观经济模型揭示了可能导致不同结果的原因。两者都以一个(强烈的)假设开始，即人们接受教育或培训只是因为它能带来更高的工资。如果保障收入降低了工作的好处，要么是因为税后工资下降，要么是因为现金转移使劳动收入对财务安全的必要性降低，那么它也可能降低教育的好处。同样，工资和其他工作激励措施的增加也会带来更多的教育
。有几种方法可以来模拟关于教育的选择。Daruich和Fernández(2021)假设父母对其儿童的教育进行投资，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父母往往会有受更多教育的儿童。先前关于收入代际传递的研究，如Solon(1997)总结的，基本上发现父亲的收入越高，儿子的终生收入就越高。代际间的联系创造了一个强大的反馈回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加强保障收入可能导致的任何最初的教育方面的变化。不断提高的技能和教育可以提高一个人的工作效率、潜在的工资水平和收入保障。在这种模型中，工作收益的任何变化都会改变受教育程度，其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宏观经济中产生连锁反应。
Luduvice(2019)探索了一种通过在职培训培养技能的不同机制。在他的模型中，更多的培训会带来更高的生产力，从而带来更高的工资，但个人必须通过工作来获得技能。所以，再一次地，工作的激励是发展一个人的人力资本，也就是一个人的技能和教育的关键渠道。他关注的是培训而不是高等教育，这是有用的，因为保障收入的倡导者往往关注的是目前没有经济资源来获得高中教育后的技能的个人。即使有每月转学的机会，上大学可能也不是获得更多人力资本的最具成本效益的途径。
这两项宏观经济研究都将提高教育的非工资收益抽象化了，如更好的健康结果、进入良好的社区和更高的社会地位。这些宏观经济模型之外的额外渠道可以鼓励人们获得教育，即使工资收益减少了一些。此外，来自边缘群体的儿童更有可能缺乏这些非工资收益。解决这种不平等可以让经济更接近其全部潜在产出。教育的非工资收益可能足够大，足以克服由于与保障收入相关的较低工资收益而导致的追求教育的负面激励。不管原因是什么，如果教育增加，更高的工人生产力也应该会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
宏观经济影响
我们回顾的研究对保障收入的长期宏观经济影响提供了截然不同的预测。上一节讨论的潜在行为假设，通常比建模技术更重要。我们使用每年1100亿美元的新的儿童税收抵免扩展作为场景来比较六项研究的结果。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对所有研究的估计进行调节。更常见的是，作者使用他们的模型来模拟更大的项目，比如每个月给所有成年人500美元或1000美元。因此，本节的结果是我们的近似值，而不是作者的。
另一个复杂的问题是，研究人员没有报告相同的宏观经济结果——GDP水平是所有论文中唯一共同的结果。融资方案因赤字支出和消费、收入和公司税以及单独的所得税而有所不同。最后，每篇论文都模拟了几种情景，因此我们在本节中选择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集合来展示宏观经济模型的不同预测。我们的目标是提供一个影响的概览，关注影响的方向和相对大小，而不是确切的数字。论文中的确切情景和估计见附录。
带薪工作时间和劳动力供应
以总工作时数计算的劳动力供给总量，是整体经济活动的关键投入。我们看到，在报告保障收入计划的长期变化时长的论文中存在相当大的分歧，该计划的规模约为每年GDP的0.5%，相当于当前儿童税收抵免的扩张。
在这些情景中，四个模型中的三个预测总工作时间将下降0.05%到0.4%。减少的原因是工作的人减少了，工作的时间也减少了。请注意，相对于计划的规模(占GDP的0.5%)，其中最高的估计是很大的。在更大的计划下，比如每个成年人每月1000美元(成本占GDP的17%)的保障收入将会导致更大的工时减少，从2%到14%不等。
在这些模型中，无论该项目是由更高的赤字(如Wharton-Penn模型)提供资金，还是由更高的税收(如Lopez-Daneri and Mulbaniani模型)提供资金，工作时间的减少都会发生。不足为奇的是，工时下降的幅度与劳动力对税后工资率变化的反应程度的假设密切相关，正如弗里希劳动力供给弹性所反映的那样。同样，这一参数的核心作用(对其价值没有共识)并不只适用于保障收入计划。在对广泛的收入支持计划进行的宏观经济研究结果中，这一参数至关重要。
与上述研究相反，Luduvice预测，当新计划是通过取代现有的经济状况调查计划来提供资金时，总工作时间将增加0.2%，因为经济状况调查计划对工作的抑制作用大于保障收入计划。税后工资随着收入支持计划的变化而增加，Luduvice假设工人对工资变化高度敏感(弗里希弹性为1)。这里总工时的增加表明，保障收入的替代效应可以是正的。在另一种情况下，他考虑了一个由更高的税收提供资金的保障收入计划(并保留了经济状况调查计划)，并预测工时将下降0.3%。
剩下的两篇没有报告总工作时间的论文显示了不同的结果。Nikiforos等人的研究是唯一一项统一预测保障收入计划会增加工作的研究，报告称其为就业与人口比率。无论该计划的资金来源是赤字支出还是税收增加，工作岗位都会增加。该模型与本报告中的其他模型有本质上的不同，特别是它假设经济在任何时候都低于其潜力。“保障性收入计划”带来的额外收入有助于刺激对工人的需求。
最后，Daruich和Fernández分别报告了大学教育和非大学教育的长期小时变化。拥有大学学位的人的工作时数将下降不到0.1%，而没有大学学位的人的工作时数将下降0.2%。人们不愿工作的原因既有额外收入带来的收入效应，也有税后工资的增加，这对所有的工人都有影响，不管他们受教育程度如何。此外，在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中，工作回报更低，所以他们减少的工作时间更多。
大多数模型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在保障收入计划下，人们会工作得更少，这降低了经济中的产出。然而，工作是繁重的，减少工作本身就能提高幸福感。总体幸福感是否增加，取决于所有宏观经济结果变化的净效应。
商业投资和物质资本存量
实物资本存量，如机械和建筑，与工作时间和生产力一样，是GDP生产的关键投入。当企业进行投资，储蓄(未支出的收入)为投资提供资金时，资本就会增加。有保障的收入减少了储蓄的动机。因此，储蓄的激励本身就会减少投资和资本存量。此外，在人们减少工作的模型中，他们用于储蓄的收入也会更少。回想一下，这些模型并没有像Abel和Eberly(2011)所描述的那样，将由预期需求增长驱动的投资纳入其中。
在这些情景中，4个模型中的3个预测的总小时数将在0.6%到1%之间下降。考虑到儿童税收抵免占GDP的0.5%，这是一个很大的百分比下降。此外，资本的下降幅度大于总工作时间的下降幅度。Luduvice的方案是用保障收入取代目前的经济状况调查计划，这是唯一一个显示资本存量增加的方案。经济状况调查计划对储蓄产生了强烈的抑制作用，因为如果家庭积累了一定水平的储蓄，福利就会终止，而在现有的计划中，储蓄水平是相当低的。尽管保障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储蓄的积极性，但结束经济状况调查的积极效果还是超过了这种对储蓄的负面影响。
虽然沃顿商学院的研究没有报告资本存量的水平，但它确实估计了资本服务的变化，这是每个时期资本对生产的贡献。他们发现，无论资金来源是赤字支出、工资税还是外部融资来源，资本服务都会减少。与其他模型不同，Nikiforos等人的模型没有GDP的生产函数，因此它没有估计对资本存量的影响。
通过教育和技能实现的劳动生产率
GDP的另一个重要投入是劳动生产率——一个工人平均每小时能生产多少产出。生产率可以取决于教育和技能。其中两项研究——daruich、Fernández和luduce——调查了保障收入如何影响教育和培训，进而影响生产率。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将带来更多的产出，并有可能克服工作和投资减少的负面影响。然而，在这里考虑的情景中，保障收入降低了受教育的程度和技能，导致劳动力生产率下降。这些模型假设，人们获得教育和培训的唯一目的是赚取更高的工资。但收入保障计划会减少税后工资，从而减少教育的回报。因此，整体教育水平下降。
在Luduvice的研究中，人们开始工作时具有不同程度的技能。这是该模型关于人们如何不同的唯一假设，但它可能与人们在寻找工作之前的教育水平和质量差异相一致。在此之后，人们主要通过在职培训来获得技能。如果某人不工作，他们就不能获得进一步的技能。虽然当保障收入取代经济状况调查计划时，总工作时间会有所增加，但由于额外收入而决定工作的人却越来越少。本来就具有较高生产力的工人，比如那些天生就拥有更多技能的人，比生产力较低的工人更有可能停止工作。随着越来越少的人在工作中获得技能，而在同时更高生产率的工人退出，整体劳动生产率会下降。
达鲁伊奇和费尔南德斯的模型预测，教育和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幅度甚至更大。有保障的收入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收入保障，减少了赚取更高工资的需要。大学教育是获得更高收入的主要途径，因此选择上大学的人越来越少。同样，父母在提高儿童技能上投入的时间和资源也减少了。最后，这是一个跨越几代人的反馈循环:由于保障收入计划的抑制因素，父母获得的教育较少，然后在儿童出生时传递给他们的技能也较少。从长远来看，这种代际反馈循环造成的教育减少是相当大的。
GDP
劳动力、资本和(在某些情况下)生产率的变化共同产生了关于保障收入对长期GDP的影响的预测。由于大多数研究发现劳动力和资本减少，它们也预测GDP会下降。在两项研究中，劳动力和资本增加，GDP也会增加。对生产率的影响是复杂的。在Luduvice的研究中，即使劳动生产率降低，GDP仍然增加。在达鲁伊奇和费尔南德斯的研究中，受教育时间的减少放大了工时减少对GDP的影响。
GDP是一种总结就业和投资可能变化对整体经济活动影响的方法。不出所料，鉴于对其投入的不同预测，对GDP的预测也存在巨大差异。其中两项研究预测，GDP将增长0.3%至0.4%。相比之下，其他四项预测GDP将下降0.2%至0.4%。 10
上下0.5个百分点听起来可能不多，但GDP年复一年的任何变化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累积起来。此外，儿童税收抵免的成本大约占GDP的0.5%，相对于其他保障收入的提议来说是很小的。11
结论
我们报告的目标是为政策制定者和分析人员提供他们需要的信息，以批判性地评估现有的研究，并提请注意潜在的反馈效应，考虑到我们从短期效应的实证研究中了解到的情况，这些反馈效应可能并不明显。虽然本报告中的研究对保障收入计划的长期宏观经济影响的方向和幅度没有定论，但它们允许我们追踪案例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是如何变化的。现有的研究只是一个起点，还远未达到定论。
我们认为有几项新的研究空间。首先，对于研究团队来说，在他们的模型中明确测试不同的行为假设将是非常有用的。例如，很明显，工作时间对工资变化的敏感性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参数。但这里所研究的论文中，没有一篇给出了不同劳动力供给弹性的结果。其次，更多的研究可以调查保障收入，尤其是儿童的收入，将如何影响教育和培训。代际联系是复杂的，为人力资本发展建模的两篇论文使用了非常不同的路径。最好是将这种方法固定在现金转移和教育的实证研究中。最后，还需要对保障收入的分配效应进行更多的研究。汇总GDP不是评估长期经济成本和收益的好方法。在过去十年中，宏观经济模型越来越多地考察不同人群的异质性。例如，这些模型使我们能够了解项目对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的不同影响，以及分配差异如何影响总体结果。
在新政策的需要和为其提供信息的新研究的需要之间很难找到正确的平衡点。研究从来都不是决定性的，我们回顾的模型中的不同的假设都来自于几十年来细致的实证和理论研究。目前关于保障收入的长期效应的研究状况还不是很完善，但它是建立在大量关于收入的经济效应的文献基础上的支持项目。政策制定者不能坐等经济学家达成共识。也就是说，关于保障性收入项目的政策审议将受益于更多的研究。国会已经颁布了新的儿童税收抵免，并可能很快延长，这本质上是对儿童的UBI。政策似乎走在了研究的前面，特别是在考虑宏观经济影响时，但证据确实存在，对实际项目的更多研究可能会为未来儿童税收抵免的变化提供信息。
儿童税收抵免(Child Tax Credit)向有儿童的家庭每月定期付款，可能会通过经济政策的成本效益分析。即使这种有保障的收入降低了GDP等宏观经济结果，它也为数百万儿童提供了潜在的变革性影响，因为这些儿童目前没有从社会安全网项目中获得收入支持。生活在深度贫困中的儿童对我们的经济来说是一个失去的机会。儿童税收抵免，如果管理得当，并与其他激励教育的项目一起，似乎对家庭和宏观经济都是一项有效的政策。当然，针对儿童的新计划必须认真研究，并定期对其有效性和公平性进行重新评估。
附录:研究摘要
附录提供了每篇论文的摘要。格式：1)论文相对于报告中其他论文的贡献; 2)研究的政策情景; 3)模型中的方法和关键假设; 4)关键发现。
Michalis Nikiforos, Marshall Steinbaum, and Gennaro Zezza. (2017).“全民基本收入的宏观经济效应建模”罗斯福研究所。
贡献:本文展示了两个关键假设(1)经济在充分就业以下运行；2)劳动力供给对收入变化的反应较小，劳动力如何影响保障收入的宏观经济效应。这两个假设，以及其他关于生产的假设，使得作者使用的模型与这里总结的其他模型有本质区别。
政策情景:他们估计了12种不同政策情景的宏观经济影响:1)资格/规模:每月250美元的儿童，每月500美元的成年人，每月1000美元的成年人 2)融资:政府赤字，所得税 3)按收入划分的边际消费倾向差异。按资格/规模划分的政策每年将分别耗资3万亿美元(占GDP的14%)、1.5万亿美元(占GDP的7%)和2000亿美元(占GDP的1%)。宏观经济的结果是GDP、物价水平、工资、政府赤字、就业率和劳动力。他们估计的时间跨度是8年。
方法:作者使用列维研究所的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根据历史汇总数据估计的股票流动宏观模型。有关该模型的更多细节，请参阅Nikiforos和Zezza(2017)。与许多宏观模型的一个关键区别是，它们假设经济低于其全部潜力——也就是说，经济总是可以找到更多的工人或资本，并产生更多的产出。由于产能过剩，更多的收入和更大的需求会刺激经济增长，而不仅仅是通货膨胀。此外，该模型允许更多的工作时间，而不会给工资和价格带来上行压力。此外，相对于无保障的基线，额外的政府赤字支出不会推高利率，也不会挤掉商业投资收入。在许多其他宏观经济模型中，投资会降低，经济的生产能力也会随之下降。虽然在宏观经济模型中，经济低于充分就业的假设并不常见，但一些分析师从最近的经验中看到了这种假设的依据。在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后的复苏过程中，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曾多次下调其对潜在产出的官方估计。CBO目前对2020年潜在支出的估计比2005年的预测低4万亿美元(Sahm 2021)，这表明经济中有相当大的闲置产能。在2021年期间，GDP回升至大流行前的水平以上，但没有消除对产出缺口的估计，尽管它远高于CBO的估计。因此，虽然经济将持续低于充分就业的假设在这里研究的模型中是唯一的，但它确实与最近的事件产生了共鸣。作者做出了另一个与其他模型不一致的关键假设:工作的决定不受收入增加或税收增加的影响，这意味着“劳动力供应弹性”为零。因此，一个新的保障收入计划不会改变经济中的工作时间，除非通过总需求渠道。如果他们认为人们对这些变化反应强烈，那么这将对保障收入政策导致的任何增长带来下行压力。结果:他们的分析发现，这些政策对宏观经济结果产生了广泛的积极影响。GDP、实际工资和就业在所有情况下都是上升的，除了由更高的所得税提供资金，而且家庭之间的消费倾向没有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宏观经济影响。月供的资格和规模越大，影响就越大。假设低收入人群在支付之外的支出更多，会在每种融资方式中产生更大的影响，甚至在税收融资下产生积极的宏观经济影响。即便如此，赤字融资比税收融资具有更大的积极效应。在这里研究的论文中，对保障收入的宏观经济效应的估计是迄今为止最积极的。经济低于充分就业和劳动力供给弹性为零的假设是强有力的渠道，因为与其他模型不同，资本积累或就业基本上没有下行压力，除非在税收融资下。即便如此，其影响也是非负的。鉴于该计划的规模高达每年GDP的14%，其宏观经济效应相当大，并将导致总体经济成果的显著改善。Penn-Wharton模型。(2018)。全民基本收入的选项:动态建模”工作报告。贡献:除了关注联邦预算的各个组成部分外，本文还可与Nikiforos等人(2017)直接比较。然而，它使用了一种明显不同(而且更标准)的建模方法，产生了非常不同的结果。Penn-Wharton预算模型假设，工作时间确实会随着保障收入的额外收入以及税收和/或实际工资的任何变化而减少。此外，他们的模型没有假设经济持续低于其潜力，因此更多的赤字支出会挤出投资。综上所述，他们预测该计划将降低GDP。政策情景:作者估计了成年人每月500美元的保障收入对宏观经济的影响——Nikiforos等人(2017)论文中的第二种选择。他们考虑了三种类型的融资:赤字支出、工资税的增加以及像阿拉斯加计划这样的外部资金。宏观经济的结果是GDP、工作时间、资本服务、联邦债务、总收入和社会保障收入。他们估计的时间跨度是10年和15年。方法:采用Penn-Wharton预算模型，这是一种动态的一般均衡、世代重叠的模型。该模型假设家庭和企业将以多种方式对经济条件和新政策的变化做出反应。正如许多宏观经济模型的标准一样，人们对经济如何运行“完全知情”，并根据他们当前和预期的未来资源进行“最优”选择。这种宏观经济建模方法试图从下至上构建总体结果，比如保障收入对GDP的影响。它允许研究人员研究新的政策，并分离出驱动这些影响的假设，而不是依赖过去的历史关系。该模型包括代际关系，使研究人员能够研究年龄、收入和财富对不同家庭的长期影响和差异。该模型的一个关键假设是，保障收入计划带来的额外收入将大幅减少人们的工作量。他们认为，他们的模型与阿拉斯加永久基金(该基金每年向居民支付石油收益)的一项研究一致，该研究表明，保障收入减少了工作(Damon Jones和Ioana Marinescu, 2018)。然而，该研究中估计的对总工作时间的影响相当小——每周工作一小时——而且在统计上不精确。Penn-Wharton(2016)在对劳动力供给弹性的较长总结中指出，更大的研究机构涵盖了0.25到1的范围。更高的数值意味着由于有保障的收入，工作时间会有更大的减少。结果:在所有三种融资方案中，他们发现成年人每月500美元的保障收入计划将大大减少GDP，工作时间和资本服务。在赤字融资的情况下，15年后的GDP将比没有该计划时低近10%，工作时间将比没有该计划时低7%。此外，随着评估时间的延长，负面影响也会增加。对联邦预算的影响取决于融资方式，尽管这三种方式都会减少社会保障收入。虽然该模型在不同年龄的家庭中存在差异，但它没有报告分配效应。当该计划由赤字支出提供资金时，保障收入的负面影响最大。两个主要原因是家庭收入增加导致总工作时间减少，以及由于政府支出增加而产生的挤出效应导致商业投资减少。后一种动态是由于假设经济在新项目实施前已经接近其潜在产出，因此政府支出提高了利率，降低了投资，这反过来又降低了经济的生产能力。他们估计，另外两项融资计划对经济的损害不会那么大。如果增加工资税，15年后GDP下降不到2%，外部融资下降约4%。为支付每年1.5万亿美元的成本而增加的工资税是11.5个百分点，大约是当前税率(雇主和雇员加起来)的四分之三。虽然所有工人的工资税率都是一样的，但高工资工人所缴纳的税款要更大一些。因此，有保障的收入会提高低工资工人的收入，但降低了高工资工人的收入。相对于赤字融资，这减弱了工作时间的下行压力，在赤字融资中，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正收入效应。但工作时间仍在下降，因为税后工资下降，人们工作的动力减弱。由于该计划由更高的税收提供资金，额外的政府支出不会挤出投资，这也是GDP没有大幅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既不需要政府举债，也不需要更高税收的外部融资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介于另外两种融资方式之间。 Andre Luduvice。(2021)。“全民基本收入计划的宏观经济效应”工作论文。贡献: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补充了我们的分析。首先，它探讨了以保障收入取代当前的经济状况调查项目与增加新项目相比的影响。通过这样做，它比较了现有的安全网和保障收入对工作的抑制作用。其次，作者研究了保障性收入如何影响工人在工作中获得的技能水平，这是一种可以提高工人生产率并最终实现长期增长的“人力资本积累”形式。最后，模型考虑了养育子女的成本如何影响家庭的决策。政策情景:在第一种情景中，保障收入计划取代了现有的经济状况调查计划，特别是劳动所得税抵免(EITC)以及经济状况调查转移计划，如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贫困家庭临时援助计划(TANF)和补充保障收入计划(SSI)。保障收入计划是GDP的4%，因为这是作者估计的现有安全网计划的年度成本。使用Nikiforos(2017)将GDP转换为每月付款，情况是每个成年人每月300美元。政策变化本身是不影响支出的。在第二种情况下，家庭通过保障收入政策每月获得1000美元，约占GDP的20%。消费税的增加用于支付该计划。大多数经济学家支持这种融资方案，而不是所得税或工资税，因为它不会造成工作障碍。但是，尽管消费税(如增值税)在其他国家很常见，但美国联邦政府倾向于依赖所得税或工资税。方法:该模型是一个动态一般均衡的代际重叠模型，其中还包括关于抚养儿童和教育的选择。人们的收入是不可预测的，使得有保障的收入是可取的，他们有不同的初始技能水平，影响他们的收入潜力。该模型匹配了美国现行税收-转移支付制度的基本特征，并假设如果增加税收以资助保障收入计划，人们会适度减少工作时间。在模型中，人们通过在职培训积累技能。高技能工人的生产效率更高，工资也更高。因此，一小时的工作创造了当前的收入，并提高了未来的收入潜力。更多的培训会提高工资，增加工作的动力，并消除收入保障造成的工作障碍。此外，在同样的工作小时数下，训练有素的工人生产效率更高。结果:第一种情况下的结果是本报告中最复杂的。增加一个全民保障收入计划，结束现有的有针对性的安全网计划，可能会产生几个抵消宏观经济影响的效应。首先，终止现有一些项目将从劳动所得税抵免(Earned Income Tax Credit)等项目中移除目前的工作抑制因素，特别是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在逐步淘汰的过程中，这些项目的边际税率非常高。这种工作激励的增加至少会部分抵消由最低收入保障造成的任何工作抑制。其次，取消医疗补助(Medicaid)等现有的其他安全网项目所采用的资产状况调查，将减少目前因积累储蓄而受到的惩罚。储蓄动机的增强将抵消对保障收入的储蓄抑制因素。最后，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从目标福利向普遍福利的转变，保持社会保障网络的总成本不变意味着低收入家庭的福利减少，这可能会增加他们的经济困难和收入不平等。然而，虽然第一种政策情景成为政策的可能性极低，但其结果是有启发性的。广义而言，其宏观经济效应是积极的。在本报告中，只有这一情景和几个采用Levy Institute模型的情景在很大程度上是积极的。由于有形资本增加了10%，GDP增加了5%。投资增加是因为家庭，尤其是有收入的家庭储蓄增加。储蓄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取消了福利资产测试，对那些没有目标安全网的人的收入保障下降。总工作时间相对于基线增加了1个百分点，因为低工资工人不再受福利收入逐步取消的影响。即便如此，由于高工资工人的额外收入导致一些人离开工作岗位，劳动力参与率下降了0.5个百分点。综合来看，经济体中的总技能(人力资本)几乎没有变化。总工作时间增加带来的培训增加被离开劳动力大军的高工资、高技能工人所抵消。第二种情况是，在现有的社会保障网络上增加每月1000美元的保障收入，这对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GDP相对于没有政策变化的基线下降了11%。经济活动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对增加的为新计划提供资金的20个百分点消费税的反应。更高的税收，以及更高水平的政府转移支付，极大地抑制了人们赚取收入的积极性。工作时间降低了12%，劳动力参与率降低了4%，积累技能降低了5%。实物资本投资比基准低9%。保障收入分配后的结果在两种情景下存在差异。在第一种情况下，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在第二种情况下，税收的大幅增加使高工资工人比低工资工人更有可能留在劳动力大军中，因为他们的工作回报更高。即便如此，由于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生活在深度贫困中的家庭的收入也会增加。计划通常会把他们排除在外。然而，相对于高收入人群，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会下降。总体而言，收入不平等将加剧。Diego Daruich和Raquel Fernández。2021. “全民基本收入:动态评估NBER工作论文。” 贡献:与Luduvice(2021)的研究一样，这项研究探索了保障的收入如何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也就是使工人更有生产力的教育和技能。研究的两个渠道分别是父母对子女早期教育的投资和成年人对自身高等教育的决策。政策情景:作者研究了一项保障收入计划，每个成年人每年11000美元(以2000年美元计算)或每月1300美元(以当前美元计算)。在他们的主要分析中，该计划的资金来源是更高的所得税。他们还研究了另外两种融资方案:减少累进所得税和征收消费税。最后，他们探讨了失业机会的增加是否会改变保障收入的效果，无论是永久性失业(如自动化情况)，还是暂时性失业(如经济衰退情况)。方法:作者使用了一个一般均衡的世代重叠模型。他们方法的一个创新特点是研究保障收入如何影响来自父母投资和高等教育的技能积累。这种联系是复杂的，抓住了一代人如何影响下一代技能的几个特征，这被称为“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首先，平均而言，父母的教育水平会影响儿童的初始技能。父母如何投入自己的时间和金钱，可以进一步提高儿童的技能。此外，该模型假设，一开始拥有更多技能的儿童，从父母的投资中获益更多。最后，获得大学教育会使技能对工资的影响以及传递给子女的技能增加一倍。跨越几代人的反馈循环意味着，任何影响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另一个将本文与大多数人区别开来的假设是，工人对税后工资的变化反应不大。他们假设劳动力供给弹性约为三分之一，这与微观经济研究的估计更接近，而宏观经济研究通常假设弹性为1。在整体宏观经济动态(人力资本除外)的标准模型中，由于对工资变化的反应较小，潜在的工作抑制因素(一个可能降低GDP的渠道)就较弱。结果:研究发现，保障收入计划对宏观经济产生了广泛的负面影响。首先，每个成年人每月1300美元的保障收入计划很昂贵，因此所得税必须大幅增加。这种增加既降低了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也降低了工作时间。总的来说，GDP相对于没有政策的基线下降了13%。作者研究了不同家庭群体的影响，发现收入保障计划减少了不平等。但它也降低了整体技能、教育、生产力和资本。他们使用一系列模拟来解释技能的长期下降。如果只有一代父母获得了保障收入(税收或其他价格没有任何变化)，那么父母就会在儿童的教育上投入更多，更多的儿童会选择上大学，这一代的生产力就会提高。因此，这种短期、直接的影响与倡导者的标准论点相一致，即转移支付提高了教育水平。然而，如果转移继续下去(人们也希望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那么父母就会开始减少对子女技能的投资，因为他们知道，子女成年后将获得保障收入，对工资收入的依赖也会减少。对技能的投资需求减少了，因此在教育上的投资也就减少了。另一个反馈效应是，与没有永久性保障收入计划的情况相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成年人，平均会将较低水平的技能传递给子女。由于对于初始技能较低的儿童来说，父母投资和教育的回报更低，这些投资和大学教育的回报将进一步下降。最后，用于支付该计划的更高所得税将放大不利动态，特别是对高收入、高技能家庭的儿童来说。考虑到这些假设，即使工作时间对税后工资变化的反应较低，他们模型中的保障收入也会大大降低产出，长期GDP下降13%。教育水平也大幅下降。最后，本文探讨了失去工作的风险可能永久增加的情景，例如自动化。他们对这些情况进行了模拟，增加了以长期工作迁移形式出现的收入意外变化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保障收入对宏观经济总量的不利影响较小。即便如此，收益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来自于那些没有时间调整教育的当前成年人。和他们的基线模型一样，儿童和后代将更糟糕，因为教育和技能的减少对福祉的影响超过了保障收入的去缓冲增加的就业转移的能力的影响。研究人员指出，他们关于短期效应为正、长期效应为负的发现表明，替代收入的临时项目——比如在失业和收入不确定性较高的经济衰退期间的刺激支票——可能是有益的，即使永久性项目不是。在他们的研究中，正是永久性转移支付导致了负面影响。Nana·Mukbaniani, 2020。“全民基本收入计划对总资本、劳动力、福利和不平等的影响”(2020年)。工作报告。贡献:本文是本报告中唯一一篇考察定向转移支付(如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调查收入支持计划)和普遍(或无定向)保障性收入支付之间相互作用的论文。Mukbaniani估计了保障收入对不同人群的整体经济、不平等和经济福利状况的影响。请注意，她的论文对我们讨论的许多宏观经济研究进行了有用的(尽管是比较技术性的)总结。政策情景:作者研究了每个成年人每月1000美元的保障收入计划。在她的主要分析中，该计划的资金来源是更高的消费税，但Mukbaniani也研究了所得税和工资税。最后，她研究了普遍支付和更有针对性的转移支付。方法:作者使用基于Aiyagari(1994)和Heer and Trede(2003)的一般均衡、异质代理模型。个体天生具有不同的财富水平，其劳动收入在职业生涯中受到不可预测的变化，他们只能通过工作决策部分控制自己的收入。人们决定工作、储蓄、消费多少，同时也要纳税。这个模型要求个人必须有一个维持生存水平的收入和支出(包括相关的税收)，否则他们就会死亡。因此，个人有很强的储蓄动机，所以总能达到这个水平。在她的基线模型中，政府转移支付只适用于收入和财富低于生活所需的人。请注意，与Luduvice(2021年)不同，这些转移支付是当前收入支持的一个大大简化版本。例如，它不包括美国限制最低收入家庭支持的工作要求。然而，总的来说，她的基线模型模拟符合美国的财富分布，但它没有很好地抓住分配的顶端。劳动力供给的Frisch弹性约为0.5，处于本报告论文的中档水平。政府要求有一个平衡的预算。保障收入计划使所有政府转移支付都具有普遍性，因此每个成年人都能获得1000美元，而不仅仅是那些收入和财富低于生活所需的人。这是该模型中唯一的收入转移项目，因此它取代了现有的经济状况调查项目。这消除了工作的抑制因素。在保障收入计划下，消费税的增加是为了平衡联邦政府的预算。结果:该研究预测，由于全民医保计划用大幅收入和财富手段测试(sharp income and wealth means test)取代了保障收入计划，经济中的总工作时间将增加9%。工作时间的增加不成比例地来自低工资、低财富的工人，因为在此之前，他们的收入无法超过生活所需，否则就会失去福利。相比之下，高工资、高财富的劳动者由于转移收入的财富效应，他们的工作时间有所减少。工作时间增加但生产率较低的工人产生的下一个影响使总劳动力供给基本保持不变。保障收入将导致家庭储蓄减少，因为它降低了预防性储蓄的动机。因此，资本存量下降了18%。资本的减少是GDP下降7%的主要原因。该计划的成本约占GDP三分之一，为了为该计划提供资金，消费税将增加近40个百分点。但是，尽管税收要高得多，家庭额外的转移收入使支出的实际税率几乎没有变化。消费总体下降约3%，但低收入家庭的消费上升，而高财富家庭的消费下降。财富不平等加剧，因为新计划最大程度上缓解了低工资工人和那些低资产人群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相比之下，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有所下降，因为从经济状况调查计划到全民计划的转变激发了更多人去工作。本文还探讨了其他融资方案，包括对外援助融资、(负)所得税融资、累进所得税和资本所得税。这些方案大多对GDP有类似的影响，尽管对劳动力供给和资本的影响各不相同。通过累进所得税进行融资，这与目前的建议最接近，它会导致高工资和低工资工人的工作时间略有下降。最后，作者考虑了一种混合模式，每个人都获得转移，然后低工资和低资产家庭获得额外的转移。这种模拟类似于在一种经过测试的收入支持计划之上增加一项全民保障性收入计划。保障收入支付的规模对工作时间的变化很重要。如果规模太小，那么它就不足以克服因失去经济状况调查的转移而产生的工作抑制因素。但随着保障性支付的增加，由于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减弱，储蓄(然后是资本)会受到抑制。
Martin Lopez-Daneri. 2016. NIT picking:负所得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经济动态与控制学报，120-139。
贡献:本文的贡献在于其对负所得税的宏观经济影响的关注，这是一个与保障收入有所不同的计划。在那个计划中。这一计划将取代美国的整个税收系统和所有福利项目，对每一美元的额外收入采用统一的固定税率，称为边际税率，以及固定的转移支付金额。这种转移与保障收入转移类似，但随着人们赚取收入，他们的税收按比例增加，实际上减少了他们从政府获得的净转移收入。然而，如果他们的劳动收入足够低，那么他们所欠的税款将低于转让，因此他们实际上有一个负所得税。
负所得税提案比目前的保障收入提案有更长的历史。1962年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是经济学家中的早期支持者。洛佩斯-达内里估计了用负所得税取代美国现行税收制度和所有福利计划的宏观经济影响。Tondani(2009)表明，保障收入和负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相似的，因此我们在本报告中纳入了洛佩斯-达内里的研究。请注意，这是这里唯一一篇增加了保障收入、取消了目前的经济状况调查收入支持计划，并对税收系统进行了全面改革的论文。
政策情景:作者研究了每人每年5800美元(约合每月480美元)的转移支付和22%的恒定边际税率。他将此称为“最优”负所得税，这将使在新计划开始时出生的人的经济福利最大化。另一种方案被称为“大众的”负所得税，它改善了改革前活着的50%的人的经济福利(足以获得多数人的赞同)。在这种情况下，每年的转移支付为4745美元，边际税率为19%。 方法:作者使用了一个世代重叠的一般均衡模型，在该模型中，家庭一开始拥有相同的财富和劳动生产率(收入潜力)，但在他们的生活中，他们的生产率经历了意想不到的变化。负所得税的宏观经济影响是在人与人之间差异的背景下研究的。基线模型与收入、收益、财富、联邦税和转移支付的实际分配相匹配。在该模型中，通向新平衡的动力被假设为开放经济中的动力，在开放经济中关键价格是由全球决定的，而不是由国内市场决定的。请注意，考虑到美国的经济规模，美国通常被模拟为一个封闭经济体。负所得税的转移水平和边际税率是收入中性的。结果:新的转移支付导致人们工作减少:由于收入更有保障，劳动力供应下降了2%。然而，他们的工作时间集中在工人生产力最高、工资最高的时候。工作时间越少，他们就有更多的休息时间。因此，工作时间的减少并不会显著降低经济福祉。新的定期转移支付大幅降低了储蓄率，因为人们不需要存那么多钱来应对收入的意外变化。储蓄减少后，投资和资本存量分别下降了22%和13%。综上所述，该模型预测负所得税将使人均GDP减少9%。劳动收入的不平等略有增加，因为生产率较高(高工资)的工人比生产率较低(低工资)的工人更有可能工作;然而，由于转移收入的存在，消费不平等有所下降。最后，作者预测，相对于现行制度，“最优”的改革情景将提高家庭的经济福祉。对于生产率最低(低工资)的工人来说，这种改善将是最大的，而对于生产率最高的工人来说，这种改善将是适度的。如果没有新的转移支付，税收系统的变化将不会提高经济福祉。事实上，丧失累进税会伤害到最低工资的工人。如果实施“流行”的方案，即减少20%的转移支付和降低边际税率，那么经济福利的增长就会有所减少，但投资和GDP的减少也会有所减少。 1参见城市-布鲁金斯税收政策研究所的Elaine Maag和Nikhita Airi(2021)的文章，详细介绍了新的儿童税收抵免与以前的抵免的比较。 2有关宏观经济建模的更多背景知识，包括一般均衡模型与其他分析工具的区别，请参见:https://phenomenalworld.org/analysis/universal-basic-income-the-city 3此外，本报告中的宏观经济模型没有提供任何关于引入保证收入最初可能如何影响通货膨胀的见解。这些模型关注的是长期影响，模型中的工资和利率根据通货膨胀进行了调整。4举个例子，如果父母用他们的信用卡支付托儿费用，然后找了一份新工作，托儿中心就会赚更多的钱，雇佣更多的员工。新员工在店里的消费更多，以此类推。随着时间的推移，总就业和GDP将会增加。如果有工作的父母决定呆在家里，这种影响可能会反过来。 5六篇论文分别是Diego Daruich和Raquel Fernández (2021);马丁·洛佩斯-达内里(2016);Andre Luduvice (2021);娜娜·穆克巴尼尼(2020);迈克尔斯·尼基福罗斯、马歇尔·斯坦鲍姆和詹纳罗·泽扎(2017);以及宾夕法尼亚-沃顿预算模型(2018)。这些研究涵盖了一系列融资计划和现有安全网计划的其他同步变化。我们从每个场景中选择一个场景来说明差异。请参阅附录，了解每篇论文中的所有场景。 6没有一项研究考察了与新的儿童税收抵免计划相同规模的保证计划(就计划的总金额而言)，因此我们根据他们的情景进行估算，以匹配总成本。我们还从每篇论文中选择了使用不同融资假设的情景。请参阅附录了解所有场景。 7另一个最近的例子是，凯文·科林斯(Kevin Corinth)、布鲁斯·迈耶(Bruce Meyer)、马修·斯塔德尼基(Matthew Stadnicki)、德里克·吴(Derek Wu)(2021)的研究表明，法国劳动力弹性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一个弹性为1的模拟中，他们认为，新的儿童税收抵免(Child Tax Credit)中没有工作要求，将导致150万父母离开工作岗位。此外，他们估计信贷不会减少深度贫困。如果他们使用接近于零的弹性，那么贫困的减少将接近额外收入的直接影响，将儿童贫困减少34%，深度儿童贫困减少39%。对于一个极具争议的行为假设来说，这一政策影响是巨大的。 8如果获得保障收入的父母能够花更多的时间与孩子在一起，该计划可能会提高这些孩子的教育水平，并提高他们随后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事实上，这是Daruich和Fernández(2021)方案中的一个渠道。9欲了解更多关于不完全市场对社会安全网及其构成的影响，请参阅本系列的第二篇文章《重新编织社会安全网:最适合保证收入》。 10这六篇论文都研究了其他场景，通常有不同的融资方案和其他项目特征。准确的预测各不相同，研究之间的分歧仍然存在。11例如，所有成年人每月支付1000美元将花费GDP的15%左右，因此很可能对经济产生相当大的影响——GDP在降低15%和提高15%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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