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中的机遇（四）——如何制定保障收入政策

原文链接：<https://jainfamilyinstitute.org/opportunity-in-crisis-new-polling-on-public-opinion-amid-the-covid-19-pandemic/>

如何制定保障性收入政策–文献综述

关于杰恩家庭研究所

杰恩家庭研究所(JFI)是一个无党派的社会科学应用研究组织，致力于将研究和政策从理论上的构想落实到社会中。在JFI的核心政策领域保障收入中，JFI是康普顿承诺的设计和实施合作伙伴，并为加州斯托克顿SEED试点，阿拉斯加永久基金红利，纽约和芝加哥的相关政策，以及即将在纽瓦克和亚特兰大进行的试点提供咨询。JFI正在领导一项对巴西Marica 42000人的保障收入计划的评估，该计划是“团结经济运动”的基石。JFI还从救济支票到EITC和CTC的一系列现金转移政策提供了专家评论。JFI于2014年由罗伯特·杰恩(Robert Jain)创立，专注于围绕最紧迫的社会问题建立证据。《现象世界》是JFI关于社会科学理论与评论的独立出版物。

目录

介绍

保障收入的命名

投票

为公众制定保障收入

为受惠者制定保障性收入框架

对福利项目的态度

其他相关研究

结论

介绍

公众对保障收入(GI)政策的兴趣重新关注，为建立公众对GI的支持创造了机会，使其成为强大的社会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很明显，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GI的有效性，但这不足以创造出从理念到现实转变所必需的公众支持。国家保障收入政策的最大障碍不是缺乏证据，而是缺乏政治意愿。建立这种政治意愿需要持续有效的信息传递，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改变公众对GI、贫困和福利国家的态度。

本文件概述了GI的相关信息传递和公众态度的现有研究，包括对更广泛的社会支持计划的相关态度。各章节的组织方式如下:

第1节:讨论用于描述GI策略的各种名称。

第2节:调查了最近关于应对危机的临时现金援助和保障收入的民意调查，提供了对国家支持无条件现金转移计划的现状的看法。

第3节:回顾了最近关于以不同方式为公众制定GI政策的相对有效性的研究。

第4节:侧重于不同框架如何影响现金转移支付接受者对自己及其参与的计划的感觉。

第5节:更广泛地关注公众对贫困和福利的态度的研究。这些更广泛的态度对于理解为什么不同的GI框架或多或少有效至关重要，并且可能为开发更有效的信息传递策略提供线索。

第6节:涵盖可能与GI信息传递研究相关的额外工作。

更清晰的说明与GI信息传递相关的现有研究，使我们既可以在短期内完善我们的信息传递，又可以澄清仍需要研究的开放问题，以便更全面地了解公众对保障收入政策的态度。这项任务尤其紧迫，因为关于这个主题的证据太少了。虽然对保障收入的态度似乎与对福利政策的态度有更广泛的相关性，但我们根本不知道哪种框架或标签会对GI政策产生最广泛的支持。除了支持或反对GI之外，我们也不太了解不同的人口群体是如何看待它的。本文件应该被理解为提供更多的问题而不是答案，回顾了现有的有限研究，以确定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关键点。

保障收入的命名

关于保障收入(或任何政策)的信息，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称呼它。虽然背景框架很重要，但最容易被重复和记住的是政策的名称。因此，与如何定义GI相关的价值观和态度是信息传递研究的主要考虑因素。除了这些关联，重要的是要记住，与保障收入的各种名称相关的实际政策细节并不总是明确的。在设计调查问题或展示研究时，应该努力明确给定标签所描述的政策类型。

近年来，保障收入已成为许多直接现金支持的主要组织支持者(包括JFI、经济安全项目和阿斯本研究所)以及许多著名的试点项目(包括斯托克顿SEED、玉兰母亲信托基金和在纽瓦克和芝加哥探索试点的特别工作组)反复出现的、无限制的和无条件的现金转移政策的首选术语。经常性的现金转移是指在定期的时间表上重复发生现金转移。不受限制的意思是接收者可以自由地花钱，而不局限于某些商品，比如食物。无条件的意思是受赠人不需要参加某些活动，比如工作或上学，就可以获得救助。

虽然保障收入总是无条件的，但它可能针对低于某一收入门槛的人。目标可以通过收入调查的前端实现，也可以通过逐步取消收入的后端实现，这意味着每个人都能获得福利，但高收入的人通过税收偿还部分或全部福利。这种定向与条件约束不同，条件约束指的是对福利接受者的行为要求。保障收入既可以是无条件的，也可以是有针对性的。

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是指无条件的、无目标的保障收入。在美国，UBI作为一种收入保障政策的描述得到了更多公众的认可，也是美国媒体最常用的术语。近年来，杨安泽(Andrew Yang)在2020年的总统竞选中倡导“自由红利”，即每月1000美元的UBI，从而加强了这种受欢迎程度，引起了公众对该政策的极大关注。衡量公众态度的民意测验和调查通常使用更熟悉的“UBI”标签，而不是保障收入。UBI有时也被称为“无条件基本收入”，尽管这个词不太常见。还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基本收入”一词经常被用来描述足以满足基本需求的收入，但许多欧洲人——以及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并不认为基本收入意味着这样一个特定的金额。

重要的是要记住，对于如何定义现金转移支付的这些不同术语，目前还没有达成普遍共识。在他们2020年的报告《全民基本收入:名字里有什么?》，斯坦福大学基本收入实验室将普适性作为UBI和保障收入之间的关键区别，后者是根据收入的定义进行的经济状况调查。这不同于对保障收入的另一种理解，它是一个广泛的类别，包括有针对性的计划和普遍的计划，如UBI。在本文件中，保障收入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UBI被理解为保障收入计划可能采取的一种形式。

与之相关的“负所得税”概念有时也包括在对保障收入的讨论中。负所得税将为收入低于某一阈值的任何人提供年度退税(可能按月分期发放)，足以使他们的收入达到既定的基线，确保每个人每年至少获得这一最低收入水平。在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倡导下，这一想法在20世纪60年代获得了更广泛的欢迎，尽管它在经济思维中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与UBI不同，负所得税将只向低收入者支付，以使他们达到既定水平。这意味着它将涉及一种前端经济状况调查，这通常会成为符合条件的家庭的行政障碍。

除了对公众支持的影响外，这些保障收入政策的不同标签可能具有文化和历史内涵，应该加以考虑。例如，“负所得税”的概念不太可能是一个特别有效的标签，因为它既被框定为“负面”，又把“税”的想法放在了中心位置，这在美国政治话语中历来是不受欢迎的。即使在尼克松政府时期，这个想法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政治支持，它的名字也被改为更有吸引力的“家庭援助计划”。

安妮·普赖斯(Anne Price)认为，“UBI”一词的内涵在与种族和经济正义的倡导者打交道时降低了其有效性。在她看来，像埃隆·马斯克(Elon Musk)、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杨安泽(Andrew Yang)这样的富商使用全民基本收入降低了它在其他情况下的有效性，因为这些科技领袖主要把它作为对自动化驱动的失业的回应，而忽视了这种政策可以解决的其他重要的结构性不平等形式。另一方面，“保障性收入”一词与老年人对抗种族和经济不平等的斗争直接相关。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使用了“保障收入”，这让它更能引起关注这些问题的倡导者的共鸣。不同人口和政治群体对不同的“保障收入”标签的相对响应性问题，仍然是未来信息研究的重要课题。

投票

从最近的民意调查中得出的总体结论是，每月1000美元的保障收入的全国支持率为在40%到50%之间。而为应对COVID – 19大流行而进行的临时但经常性现金转移支付的支持率略高，约为60 – 65%。取差值，这说明可能有很大一部分为应对危机而支持临时经常性现金转移的人口，但不支持永久性GI。在未来的研究中，可能值得通过询问同一样本内的临时和永久转移两者的情况来证实这一点，并调查这个群体(a)是否有人口统计学或态度上的相似性，(b)是否更容易接受支持GI的信息传递。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保障收入的民意调查主要集中在每月1000美元的UBI上。没有太多研究表明，如果这个金额是每月600美元或更少，支持水平会有什么变化，这个数额可能不足以满足基本需求，但会对中低收入家庭的经济安全产生重大影响。

最近有几项民意调查的重点是衡量为应对COVID – 19大流行，公众对现金转移支付的支持程度，以及保障收入作为一项永久性政策的支持程度。经济安全项目与莱克研究公司(Lake Research)在2020年底发布了对约1200名登记选民的调查，显示公众直到危机结束对额外一轮1200美元的支票(77%的支持率)和”定期救济金”(61%的支持率)都有很大的支持。

进展数据还公布了民调，显示”在大流行期间”每月支付2,000美元的支持水平(65%)类似，以及对自动稳定器的支持，通过自动稳定器，付款将继续直到经济状况改善(60%的支持)。这些反复出现的刺激性支票的支持数字比支持将GI作为一项永久性政策高出约20个百分点，这表明人们对现金转移支付的想法持开放态度，以应对一个足够紧迫的问题。

芝加哥大学GenForward 2020年的一项民意调查(Cohen 2020)发现，40%至54%的年轻人(18-36岁)强烈支持每月1000美元的UBI，跨种族和族裔的总体支持率超过60%。这一数字在年轻民主党人中增加到72%，在独立人士中增加到54% (n= 3365)。2019年，The Hill-HarrisX对1001名登记选民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大约49%的人支持每月1000美元的UBI，51%的人反对，这是对日益自动化的回应。这与2017年盖洛普(Gallup)早些时候的一项调查一致，该调查显示，48%的人支持全民基本收入，52%的人反对全民基本收入作为“帮助因人工智能进步而失去工作的美国人的一种方式”(n= 3297)。2019年，衡量UBI支持度的问题被添加到南加州大学的“理解美国”研究中，该研究报告称，37%的支持，40%的反对，23%的没有意见(n= 3824)。然而，这个问题将GI定义为“业务主管”提出的想法，这可能减少了报告的支持率。“无意间”这一类别——前两项调查中都没有出现——也有助于解释支持率下降的原因。

美国最近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大民意调查来自皮尤研究中心于2020年8月进行的调查(n=11,001)。当被问及没有政策框架(例如，作为对自动化的回应)的每月1000美元的UBI时，支持率为45%。

皮尤调查还深入揭示了不同人口群体之间支持度的差异(见下图)。

白人受访者的支持程度(35%)远低于黑人(73%)和西班牙裔(63%)。

支持率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显著下降:年龄在18岁至29岁之间的受访者中有67%支持UBI，而65岁以上的受访者中只有26%支持。

收入也是支持的一个重要预测因素，低收入受访者报告的支持程度(63%)明显高于高收入受访者(37%)。

表1:美国保障收入或UBI的支持率调查

*与其他调查不同的是，UAS包含了“意见无”选项。因此，它不能直接与其他调查进行比较，但对于理解包括这个选项可能如何影响支持率是有用的。

**范围表示平均强烈支持(下限)到有点或强烈支持的平均支持(上限)。

为公众制定保障收入的框架

保障收入信息传递的关键问题是:哪些框架是人们最容易接受的，这种接受程度在不同群体之间如何变化?框架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联想手段;以某种方式描述某物，能使受众(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想到一系列其他相关的想法，并将他们对这些想法的感受与框架内的实体联系起来。以产生积极联想的方式有效地构建思想和政策，是有效沟通和倡导的基础。在这一点上，根本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确定地说明哪种构建保障收入的方式是最有效的，但已经完成的工作仍然可以为未来研究中提出的问题提供想法和见解。

关于这一主题的现有研究可分为两类。首先，美国已经开展了一些关于GI框架的研究，但要么是私人的，要么尚未发表，因此无法在这里与之联系起来。这是因为GI直到最近才在美国政治话语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围绕这一问题的信息传递研究仍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第二类是欧洲研究人员关于基本收入的信息传递的公开工作，这在欧洲的政策话语中有更一致的存在。需要注意的是，在欧洲，“基本收入”并不一定意味着福利足以满足基本需求。虽然由于对基本收入的理解不同，以及各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存在差异，这项研究的结果不能推广到美国，但它们可以为设计未来的研究提供思路。本部分将涵盖私人/未发表的研究(此处不能引用)和欧洲的研究。

私人研究发现，公众对保障收入的态度往往不像对更熟悉的政策的态度那样僵化和两极分化。2021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大多数受访者以前从未听说过UBI。与这一发现相一致的是，2017年的另一项调查发现，当人们了解到保障收入可能采取的形式以及资金来源的信息时，对定期现金支付的支持可能会增加10个百分点或更多。换句话说，最大的沟通挑战之一不一定是说服，而只是让人们意识到GI是一种政策选择。这项调查的受访者也最容易接受通过对富人征收更高的税收来支付现金支持计划。

JFI下属的研究人员也在进行关于保障收入信息的调查研究，但尚未发表。初步结果表明，GI政策标签的差异(如自由红利、UBI、负所得税)对支持水平没有显著影响。这项于2021年进行的研究还发现，共和党选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保障收入持矛盾态度或支持态度。在2017年的另一项调查中，年轻共和党人的可说服性也成为一项重要发现，这需要未来对这些更容易接受的共和党人是谁，以及他们是如何思考的进行研究。在这个话题上，2020年的另一项调查发现，保守派更容易接受UBI的框架为“促进自主权和让政府退出美国人的决定”，而不是强调“促进金融稳定和保护公民免受失业”的框架，这表明战略框架可能有效地赢得共和党的支持。

一些研究还调查了不同的支付规模和频率对公众态度的影响。2017年的一项调查发现，500美元/月和1000美元/月的UBI之间的支持度存在显著差异，48%的人更喜欢500美元，而20%的人更喜欢1000美元。Hamilton et al.(2021年)最近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受访者更有可能期望每月福利的受益人减少工作时间，而每年一次性付款的受益人将这笔钱用于偿还债务。

欧洲的研究人员也在制定基本收入框架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虽然可能不能直接推广到美国，但可能有助于为美国受众提供未来的研究和策略。Rosma和Van Oorschot(2019)基于来自23个不同国家的欧洲社会调查数据，对欧洲人对基本收入政策的态度进行了研究。本调查中与BI相关的问题将其描述为:(1)一个普遍和无条件的计划，(2)通过税收资助，(3)将取代一些现有的福利和服务。与美国的民意调查一致，他们发现收入较低的人、支持平等主义价值观的人以及在政治上倾向于左派的人对BI的支持更高。与这些发现一致，物质匮乏程度较高的国家往往报告对BI政策的支持程度较高。与此同时，那些认为福利会被受助人滥用的人更有可能拒绝BI。

在比利时，Legein et al.(2018)测试了用于构建基本收入提案的三个隐喻是否有效地增强了参与者的一系列相关论点。第一个被测试的框架是“零花钱”隐喻，该隐喻将基本收入描述为“就像公民从国家获得的零花钱一样，就像孩子通过他们是家庭成员这一事实获得的零花钱一样”。这一框架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它将参与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基本收入的成本上。第二个是“跳板”隐喻，将基本收入描述为“一个由国家提供的跳板，让公民可以在没有任何物质限制的情况下自由地投入生活”。和第一个隐喻一样，这个隐喻增加了参与者对资金问题的关注，也增加了对搭便车者问题的关注。他们测试的第三个框架是“基本框架”隐喻，将基本收入描述为“国家提供的基本框架，让公民可以自由地建设自己的生活，而不必担心物质条件”。与其他两个框架相比，第三个框架似乎更有效地强化了BI的积极论点，尽管实验的设计比较了对基本收入的各种积极和消极考虑，但并没有明确说明这些隐喻对支持的直接影响。

在英国，RSA对UBI政策的态度进行了民意调查，并于2020年底发布了一份报告。他们询问了受访者一系列的价值观，包括他们是否“喜欢学习新事物”，他们是否“非常尊重英国的传统价值观”，以及他们是否认为多样性让英国变得更好。基于这些态度的模式，他们通过对UBI的支持程度来深入了解四个群体:探路者(19%的人口，强烈支持UBI)，好奇者(26%的人口，倾向支持)，未决定者(35%的人口，没有意见)和顽固者(16%的人口，反对UBI)。

探路者一般更年轻、更都市化、受教育程度更高，更有可能从网上获取新闻，并且对UBI的支持程度最高。好奇者报告称，他们对“英国价值观”的尊重程度更高(47%)，但许多人也相信多样性的价值(41%)。他们有平等主义的价值观——支持全民福利体系——但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人们会负责任地使用UBI的钱，40%的人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

UBI会阻止人们工作。由于缺乏接触，尚未决定的人对UBI没有强烈的态度。他们对“英国价值观”的支持程度更高，对多样性的支持程度较低。对于后两组人，研究人员建议，更容易获得的信息和呼吁UBI与广泛共享的价值观之间的联系，如“好工作”的重要性，可能比强调经济平等和再分配的必要性的论点更有效，考虑到对福利接受者的消费习惯持怀疑态度，以及对多样性的支持程度较低，他们可能也不太容易接受。最后，顽固的人往往年龄更大，更保守，更重视“传统”而不是多样性。他们是最不容易被说服的，但未来的研究可能会为这一群体找到更有效的信息传递策略。

倡议者强调以工作为重点的广泛共享的价值观，而不是以经济平等和再分配的必要性为重点的更平等主义的论点，这一建议在芬兰倡导基本收入的经验中得到了一些支持。Perkiö(2020)在她的文章《使激进的政策理念合法化:将基本收入作为劳动力市场活动的推动力》中讨论了倡导者用来成功推动芬兰政府运营的为期两年的无条件基本收入试点的框架战略。她称之为“价值放大”的这一战略，是基于将“活动”理想化为一种价值，并将基本收入框架化为一种政策，以促进这种价值。芬兰的倡导人士反驳了普遍认为的受益人是被动的“搭便车者”的说法，他们声称，基本收入将对工作激励产生积极影响，并将受益人描述为受到现有福利制度阻碍的积极公民。他们声称，基本收入将使人们能够积极改善自己的状况。一些美国UBI试点项目，如HudsonUP，也同样认为UBI将促进创业，尽管其在美国的有效性尚不清楚。这一战略在芬兰的成功根源在于将基本收入与一种被政治派别所接受的价值观联系起来。通过它，中等规模的绿党得以建立广泛的支持，中间的其他政党最终采用了同样以行动为重点的框架来支持试点。

这种日益增长的支持最终导致中右翼联合政府在2017年至2018年期间创建了为期两年的基本收入试点。与此同时，对活动的重视缩小了试点的重点，该试点向2000名芬兰失业人员样本发放现金，目的是研究对工作激励的影响，并将基本收入描述为激励问题的技术解决方案。然而，对提供给研究人员的资金和时间的限制——以及许多试点参与者不得不因为通过试点获得资金而放弃他们一直获得的其他社会福利的事实——阻止了试点产生强有力的结果。在对这种工作激励的观点进行投资之后，研究人员发现，工作激励对就业激励的影响并不显著，这消除了该运动背后的大部分动力。虽然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的局限性和结果令人失望，但之前建立公众对UBI作为一种可行政策的潜力的接受过程，为价值放大的力量提供了支持并将关注共享价值观——而不是更吸引年轻和受过教育的受众的平等主义论点——作为框架战略。

为接受者制定保障收入的框架

除了理解框架如何影响公众对保障收入政策的广泛支持外，思考框架如何影响这些政策受益人对保障收入的看法也很重要。用于描述这类政策的目的和预期效果的语言可能影响，例如，受助者是否因获得支持而感到有力量，或对需要援助感到羞耻和耻辱。研究表明，对于保障收入政策而言，语言很重要，该政策旨在让受益人在被提供财务保障的同时，也能有尊严地生活，并寻求新的机会。

凯瑟琳·托马斯等人(Catherine Thomas et al.，2020年)对肯尼亚的现金转移项目进行了研究，发现“围绕贫困和援助的污名化叙事会通过削弱受援者对自己有能力实现目标的信念，造成心理、行为和经济成本……援助不是作为缺陷的弥补，而是，作为实现个人能力和文化共鸣目标的机会，可以降低这些成本，提升受援者的行为和心理结果。” 

为了验证这一点，他们专注于设计框架，以文化响应的方式减轻与贫困相关的污名，促进赋权，并将这些框架的效果与”扶贫”框架的效果进行比较，该框架将援助的目的描述为”减少贫困，帮助穷人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其他框架侧重于将援助的目的框架化为个人赋权——“使个人能够追求个人目标，并在经济上变得更加独立”——以及社区赋权——“使人们能够支持他们关心的人，并帮助社区共同成长”。接受赋权框架的受助者表现出了行为和心理上的差异:他们选择观看更多提供的商业技能视频，并报以更强的自我效能感、预期的社会流动性，以及对自己经济地位的社会耻辱感更低。

另一个例子是，英联邦在2019年实施了工人实力基金，这是一个为经历经济困难的零工工人提供的一次性现金转移计划。除了暂时改善受助人的经济安全外，研究人员发现，虽然受助人最初对该计划持怀疑态度，但资金的快速发放和法律文件等障碍的消除所体现的信任，使其产生了相互信任和善意的感觉。现金支持产生信任感的方式可能是未来研究的一条卓有成效的途径。

对福利和贫困的态度

围绕保障收入制定有效的沟通策略，意味着不仅要了解人们愿意接受哪些框架，还要了解其中的原因。通过了解公众对贫困和福利国家的态度，不仅有可能创造如何更有效地利用现有态度的信息，而且有可能努力改变这些潜在的态度和叙事。通过这种方式，框架设计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短期的沟通策略，而更深层次态度的映射则为叙事变化和有效讲故事的长期方法打开了大门。公众对贫困和福利项目的态度的评论，旨在作为对围绕保障收入的信息传递感兴趣的研究人员的起点，而不是对这一文献的全面概述，这超出了本文件的范围。

在《为什么美国人讨厌福利》一书中，吉伦斯(1999)探讨了美国社会对安全网项目的一些态度和叙述。通过调查研究，他发现了支持福利支出的几个解释因素。首先是自身利益，低收入者比高收入者更有可能支持福利支出——尽管这种影响相当温和，不像政治意识形态那样显著。个人主义信仰也与较低的福利支出支持度有关。他发现，对福利态度最有力的两个预测因素是对穷人和少数族裔的态度，他们被认为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

吉伦斯发现，美国人对福利的态度根植于对“应得的穷人”和“不应得的穷人”的区分，前者值得支持，后者只要努力工作就可以在没有支持的情况下生活。然而，他的研究发现，这种区分往往与种族态度紧密交织在一起，黑人更有可能被视为“不值得”。他的调查研究发现，对福利支出的态度有最强烈预测作用的两个因素是对黑人的“懒惰”看法和对穷人的“懒惰”看法，个人主义态度排在第三位。

这些发现可以在应得性理论的背景下进行理解(Van Oorschot 2000;Mueleman、Roosma和Abts 2020)，该理论认为，公众对社会福利计划的态度根植于应受和不应受的接受者之间的区别。然后，公众的支持取决于项目的受援者被认为是如何应得的。在这个框架中，人们考虑了5个基本的值得标准:控制、态度、互惠、认同和需要(被称为CARIN标准)。

●控制是指对处于需要帮助的情况下，负有个人责任的程度。

●态度是指接受者表现出的温顺或感激的程度;更顺从的群体被认为更值得拥有。

●互惠是指受援者被认为通过工作或其他有益活动回馈社会。

●身份认同是指将受援者视为共同的内群体成员，而外人被认为不应得到。

●需要是指总体需求水平，需求较大的人被认为更应该得到帮助。

这些标准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框架，将关于福利态度的更广泛的文献中的研究汇集在一起，这些文献通常专注于这些维度中的一个或几个。例如，费德里科(Federico, 2004年)通过教育的视角调查了福利政策的种族化(即其与特定种族群体的联系)，发现虽然更多的教育通常会减弱负面的种族观念，但它同时增加了将一般倾向与特定政策态度联系起来的能力。然而，只有当援助被描述为“福利”时，这种效应才会出现。在第二项调查中，他发现，“只有当受助者是黑人时，教育才会加强对福利受助者的看法与全球福利态度之间的关系。”这项研究，以及其他类似的工作(Sears and Citrin, 1985;Smith 1987)，通过考察种族外群体和福利政策之间的联系如何影响支持，探讨了美国的“身份”标准。在全民基本收入(UBI)的背景下，汉密尔顿(2020)讨论了对种族外群体的同理心缺乏如何导致现有福利计划的缺陷。了解福利政策感知的种族化在多大程度上延伸到保障收入，或者这种叙事可能如何转变，是未来信息研究的重要任务。

研究人员还从“控制”和“互惠”的角度来研究福利态度。Fong(2001)发现，认为贫困是由个人无法控制的环境造成的，是支持经济再分配的有力预测因素。与民调部分早些时候确定的永久性收入保障政策相比，公众在重大危机期间对临时现金注入的支持水平要高得多，这也表明，对环境的控制感会显著影响对援助的支持。

Fong、Bowles和Gintis(2006)回顾了对福利项目的支持与穷人努力工作的信念相关的证据。这是他们描述的一种更广泛的强互惠伦理的关键组成部分，定义为“一种与他人合作和分享的倾向，即使以个人为代价，也愿意惩罚那些违反合作和其他社会规范的人，即使惩罚对个人来说是昂贵的，且不能指望在未来带来个人的净收益。” 

为了了解美国公众对保障收入的态度，重要的是要确定哪些应得的标准对不同的受众来说是最突出的，以及这些标准如何与不同社会群体的看法相互作用。例如，对福利态度的种族化的研究表明，身份是美国白人是认为自己值得拥有的一个非常明显的重要因素，认为非白人接受者是一个外群体，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更慷慨的社会支持的反对。强烈的个人主义态度还与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对自己的生活有更大的控制权的看法有关，这降低了他们对应得的感知。应得性理论为未来研究保障收入和其他现金转移政策背后的支持或反对态度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

作为一个起点，CARIN标准提出了一些信息传递策略，这些策略可能通过增加接受者的可感知性来有效地建立支持。首先，更普遍的，具有更少限制的经济状况调查的社会项目的优势之一是，它们不会在接受者和其他人之间建立明显的界限;如果计划的受援者和与他们类似的人同时也是计划的受援者，人们就不太可能认为他们不配受援。强调群体之间的共性和团结可能是为保障收入政策建立广泛支持的关键。

其次，在美国，强烈的个人主义态度的影响增加了人们对需要帮助的人的看法，即他们更能控制自己的生活，而且(部分原因是)不那么需要帮助。通过强调人们因缺乏机会而陷入困境的程度和易受经济冲击的脆弱性(即他们的控制力较弱，需求较大)，改变关于贫困的叙述，可能在提高项目受益者的可感知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最后，互惠标准是公众支持将工作要求等事项作为接受援助的条件的基础。建立对保障收入的支持还取决于克服来自这样一种观点的反对意见，即在没有工作要求的情况下获得福利违反了互惠的伦理。有效的信息传递可能会克服这一点，方法是将福利不仅仅看作是被动获得的金钱，而是作为一种刺激活动的方式——类似于芬兰采用的策略，但没有把重点放在工作激励上。通过这种方式，有保障的收入不仅可以作为帮助人们摆脱贫困(被动)的一种手段，而且可以作为增强人们追求新机会的经济基础。此外，强调无偿劳动与互惠伦理相一致可能是有效的;例如，如果领取福利的人做了更少的有偿工作，但花时间照顾家庭成员和孩子，他们是在为社会做贡献。未来关于保障收入的信息传递的研究可以使用这个框架来制定框架和长期叙事变化的策略，包括直接挑战互惠预期是否更有效，或者尝试将它们转向与无条件现金支持兼容的其他理解。

除了理解对应得性的看法，信息传递研究还可以受益于对人们感知贫困的不同方式的相关关注。作为一项反贫困政策，保障收入的共同框架使得这一点尤为重要。关于不同群体如何认为贫困是由结构或个人驱动的研究，可能是叙事改变的关键，这种改变是建立在对环境控制的认知上的应得性评价。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哈佛大学(Harvard)和凯撒(Kaiser) 2001年对美国人对贫困的态度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约有20%的人认为穷人的道德价值低于其他美国人，其中包括四分之一本身就是穷人的受访者。此外，52%的受访者认为缺乏动力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另有35%的人认为这只是次要原因。Kluegel & Smith(1986)发现，用个人主义的术语解释贫困的人对福利政策的支持程度较低。正如他们所说，“反福利情绪似乎与一种将穷人视为懒惰、缺乏节俭和良好道德的受害者的观点有关……”他们还发现，个人主义态度在美国占主导地位，与高收入、老年和白人人口的联系更紧密。

将贫穷归咎于个人和归咎于结构性力量之间的区别是贯穿这篇文献的最一致的线索，在设计保障收入信息研究时应该考虑到这一点。贫困认知的种族化也是一条重要的线索，数十年的媒体报道使美国人习惯于将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口主要视为有色人种(Gilens 1996,1999)。

亨特(2004)调查了南加州不同种族群体之间的结构/个人二分法的差异，发现虽然所有群体都喜欢对财富的个人解释，但黑人和拉丁裔人口在关于贫困的信仰上都比白人更结构主义和个人主义。他将这种矛盾心理描述为一种“双重意识”，其特征是同时承认系统的局限性，并将困境归咎于穷人，这引发了进一步的研究。

Van Oorschot和Halman(2000)发现，欧洲工业化国家的大多数人倾向于对贫困的社会解释，而不是责怪个人。他们还发现，大众对贫困的看法与福利国家制度类型之间没有明确的关系，这促使人们进一步考虑福利国家结构差异的其他解释(见:Esping-Andersen 1990)。

奥尔森·扎尔特曼(Olson Zaltman)和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未发表的定性研究表明，人们对贫困的态度可以被理解为几个阵营。第一类是进步派，他们认为贫困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个人被那些抑制其获得金融稳定能力的机构困在贫困的循环中。这一矛盾的群体同情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并认识到系统性的劣势，但将改善他们状况的责任放在个人身上。奋斗者主要从联系的角度看待贫困，将孤立和缺乏社区支持视为贫困持续存在的核心。最后，自给自足者将贫困视为个人努力的问题，只要愿意努力工作，任何人都可以建立经济保障。除了“奋斗者”群体之外，这些类别可以根据过去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将其置于从更个人主义到更结构性的关于贫困的看法的光谱中。关注社区角色的“奋斗者”群体，可以被理解为某种结构性的观点，但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其他相关研究

Freeland(2019)指出，在衡量保障收入支持的问题被添加到2019年理解美国研究之后，问题的顺序对报告的支持有明显的影响。在调查中，他们包括了两个关于UBI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受访者是否支持“企业高管”提出的一项政策，根据这项政策，美国政府将为“每个美国人提供全民基本收入，即每个月最低限度的钱，这样他们就能负担得起基本的住房、医疗和食物。”第二个问题问受访者是否会支持“慈善机构和国际援助组织”提出的一项政策，即“利用他们的资金，为生活在非洲最贫困地区的人们提供全民基本收入”。

弗里兰发现，当受访者在非洲案例之前被问及美国案例时，非洲对慈善UBI的支持率下降了7个百分点(从44%降至37%)。相反，当首先被问及非洲的情况时，对美国UBI的支持增加了9个百分点(从33%增加到42%)。这些结果说明了两件事。首先，美国人通常更支持非政府组织在国外使用自己的资金实施UBI，而不是美国政府实施这样的计划。其次，在评估对UBI的支持时，问题排序和这种排序产生的锚定效应可能对报告的支持产生重大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公众对UBI政策的熟悉程度不是特别高，因此受访者更容易受到短期锚定效应的影响，而不是政策与他们的党派或意识形态认同之间更成熟的联系。

结论

关于美国公众对保障收入和UBI政策的态度的研究仍处于萌芽状态。经济安全项目(Economic Security Project)和JFI等组织已经进行了一些初步研究，但研究结果应该更多地作为一个起点，而不是提供关于如何最好地设计支持GI的信息传递策略的确凿的、基于经验的答案。一些学者，如Leah Hamilton和Catherine Thomas，也进行了一些尚未发表的与该主题相关的小型项目，但没有什么广泛认可的研究结果针对哪些框架或标签对美国的哪些受众最有效提供了明确的指导。

欧洲关于公众对基本收入的态度的研究规模要大一些，但文化和政治差异意味着，这些研究在提供研究内容的思路来源方面最有用，而不是提供可以推广到美国的发现。更广泛地研究公众对福利的态度也可能为确定哪些态度与GI信息最相关提供有用的指南，特别是通过将注意力集中在对“应得”的看法上。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当被问及有关UBI的政策时，似乎有40-50%的美国公众支持这项政策，并且通过提供更多关于UBI的情况以及如何资助它的信息，这种支持水平可能会提高。民意调查还显示，60% -70%的美国民众支持将经常性现金转移作为应对危机的对策，这表明可能有一群目前支持临时而非永久性现金转移的人，他们的说服力相对较强。请访问jfi@jainfamilyinstitute.org获取我们为从业者提供的该材料概况介绍，以及之前对现有工作的回顾中出现的一些关键研究问题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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