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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尔格·德雷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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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31日
工资谈判——第三方观察
雇主： 我们提供每小时12欧元。这是行业标准，作为起步是公平的。
雇员： 我本来希望是14欧元。不过好吧……能有份工作我就很庆幸了。
雇主： 这是个开始。我们可以以后再谈发展。但现在，这是我们能给出的最好条件了。
雇员： 那就这么定了吧。谢谢。
无利益关系的第三方评论：
两个人达成了协议。没有高声争吵，没有胁迫，没有明显的不公。然而，仍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雇主提出了一个报价。为什么恰恰是12欧元？也许因为这是行业最低标准。也许因为他知道很多人会接受。也许他真的相信这是公平的——或者因为他不想支付更多，除非他不得不这样做。他的决定是一个算计的结果：预算允许多少？市场需求如何？求职者能容忍什么？
雇员说14欧元。这是一个愿望，还是一种策略？也许他做了一些调查。也许他故意把目标定高，为谈判留出空间。也许14欧元是他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最低金额。或者，这是一个传递希望的数字：我值更多。
而他的同意呢？可能源于一种别无选择的感觉——或者源于实用主义：有这份工作总比没有好。或者源于希望：也许这会打开新的大门。甚至可能源于对其他地方薪酬情况的无知。或者源于不安全感。或者仅仅是源于这种想法：作为起点，已经够好了。
最终，双方都同意了——但出于不同的原因。雇主因为他需要人手，并且觉得自己的谈判很成功。雇员因为他接受了那些他无法完全决定的条件——但他仍然做出了选择。同意了。但是，自由呢？
更深层的问题由此开始：这公平吗？
公正需要自由。不仅仅是法律意义上的自由，而是真正说”不”的能力。只有当双方都拥有拒绝的自由——不仅是形式上的，而且是实际上的——一份合同才能被认为是公平的。这种自由从来不是绝对的，但它是可以感知的：作为一种能动的感觉、有替代选择的感觉、自主决定的感觉。这里的自由并不意味着独立于各种条件，而是在这些条件中做出有意识的选择。
但是，如果雇员拥有无条件基本收入，这场谈判又会如何展开？如果他不是被迫接受任何工作机会——而是能够带着来自生存保障的从容进行谈判呢？也许他会拒绝那12欧元——不是出于挑衅，而是出于自信。也许他会进行谈判——不是出于需要，而是出于信念。也许雇主也会更愿意进行平等对话，因为他知道申请人没有压力。整个框架都会改变：从生存策略转变为对价值和贡献的实际谈判。
基本收入不一定改变结果，但它会改变决策背后的自由。并随之改变公正的基础。
因为雇主也会处于不同的位置。不仅仅雇员有了保障，雇主也有了保障。他不再需要通过创业成功来确保自己的生存，才去雇佣某人。雇佣的决定将更少地受到经济压力的驱动，而更多地出于信念、项目目标或共同的目标。他也可以说”不”，而无需冒倾家荡产的风险——仅这一点就改变了决策的质量。
同时，他再也无法确定申请人到底是出于需要还是出于真正的动力而同意的。”有份工作我就很庆幸了”这句话将失去其策略性意义——它将不再是绝望的明确信号。这将迫使雇主提供真正有说服力的条件——不是因为对方必须接受，而是因为他们自己想要接受。
基本收入消除了谈判中潜在的失败威胁。它不强求慷慨，但它禁止了拿”迫不得已”当借口。双方都必须展示他们能提供什么——而不是他们能强求什么。
基本收入不是对穷人的施舍。它是对公共财富的一份分享。一个其生产力、稳定性和基础设施都是集体建设起来的社会，也必须进行集体分配——不仅仅通过工资，还要通过共享的权利。基本收入就是这样一种权利：不是挣来的，而是被承认的。
也许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谈判：不再将其视为一个信息不对称的游戏，而是将其视为一次平等地位的相遇。作为一种对话，它不仅问”你值多少钱？”，还问”你需要什么才能自由？”
答案悬在空中。然而，却很少有人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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