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尔格·德雷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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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31日
工作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要理解它，必须把握其结构性本质。
它始于匮乏：空空的胃迫使人们行动——狩猎、照料、劳作。这种原初的、”初级”形式的工作服务于需求的直接满足。它维持生命、必不可少、目标明确——是对饥饿感的生物性反应，而饥饿感提醒着我们进食的必要性。
但是，一旦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工作就会发生转变。人类开始塑造、教导、创造、发挥想象力……从被动的 necessity 中，产生了有意义的活动：文化的、象征性的、塑造身份的活动。
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区分已基本消失。今天，工作主要指有偿就业——收入与劳动挂钩。这导致了一个隐含的前提：不工作者不得食——这形成了一种间接的劳动强制，因为进食并非可有可无，而是生存的条件。而且，并非所有人工作都主要是为了赚钱；许多人将工作视为实现自我的途径。
想想一位慈爱地照顾孩子的母亲，一位在灾难救援中冒着生命危险的志愿者，或者一位出于同情心照料病人的人。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不工作赚钱的富人，与一个想工作却找不到有偿工作的人，应该被同等看待吗？
结构性问题从这里开始。收入——正如工作本身一样——不是自然现象，而是社会建构的。在结构层面，可以提出三个基本论断：
- 所有人都有基本需求。
- 有些人无法独自满足这些需求——例如儿童、病人、老年人、失业者或在职穷人。
- 另一些人可以满足这些需求，通常因为他们拥有资源、财产或固定收入。
然而，那些不工作的人——无论他们是否有能力工作——都得不到钱，因此也无法获得基本生活资料。
因此，社会问题不是：我们如何让没有收入的人通过工作来赚钱？而是：我们如何确保所有人，无论其经济效用如何，都能过上有尊严、有保障的生活？
如果获得收入的途径与就业挂钩——而就业既非人人可得，也并非总能提供足够的报酬——那么贫困就不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体制的结构性后果。
在这种背景下，无条件基本收入不仅仅是经济援助，而是一种根本性的制度修正。它将生存的权利与工作的义务分离开来。它提供了一个基础，让人们可以自由决定如何、在何处以及是否想要活动——而不会陷入生存困境。
工作始于饥饿。但如果社会想要超越一台生存机器，它就必须创造这样的条件：人们不仅能够生存，而且能够选择、行动和成长。
基本收入不是对勤劳的奖赏——而是对存在的承认。
它不是乌托邦——而是对结构性失衡的逻辑回应。它是一种社会红利：承认每个人都是社会共同体的一部分，而共同体的成功不仅取决于看得见的劳动，还取决于所有成员的相互作用。
它是一种社会红利：承认每个人都是社会共同体的一部分，而共同体的成功不仅取决于看得见的劳动，还取决于所有成员的相互作用。
它不是从责任中 retreat——而是迈向一个不仅承诺自由、而且能够实现自由的社会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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