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Sara M. Constantino1，Kapu Rao2，Marcella Cartledge3
1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
2纽约康奈尔大学政府学系
3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大学 杰恩家庭研究所 &经济系
译者：赵岩
介绍
新冠大流行促使人们越来越迫切地重新构想社会安全网。在此背景下，人们重新燃起了对以现金为基础的援助的兴趣，包括全民基本收入。这些政策甚至在2020年总统大选辩论中脱颖而出，形成了杨安泽等候选人政纲的基石。这一向现金的转向有很多原因，包括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全民基本收入政策会在一个两极分化的环境中得到选民的广泛支持。自由主义立场通常认为，这是对原本不令人满意的福利制度的有益补充。保守主义思想从米尔顿·弗里德曼时代就开始考虑基本收入，认为直接和无目标的现金援助是缩小政府福利机构规模的一种方式。尽管如此，普通公众对UBI的看法仍有很多未知之处。谁支持UBI，为什么支持?支持者长什么样?党派之间在哪些政策维度上能达成一致?哪些方面的更有争议?
在新冠大流行几个月后发起的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中，我们评估了跨领域的社会人口和经济特征如何影响对基本收入政策的支持。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与经济不稳定有关的因素，以及政策的具体内容(即:党派团体如何看待融资、资格和目标。在本报告中，我们(1)描述了我们对美国人对基本收入和社会政策态度的调查的一些初步发现，特别是在党派政治认同的背景下;(2)确定有助于解释不同党派支持率差异的有希望的因素;(3)展示政策细节可能如何使支持者分裂或巩固。
我们发现，无论政治派别如何，某些人口统计学和社会经济因素(如年龄、性别和收入)都能预测整个样本的支持率。我们还发现了在一部分共和党人和大多数民主党人之间建立战略联盟的潜力。虽然很少有民主党受访者强烈反对基本收入，但共和党人在反对和支持之间存在分歧，许多人持观望态度。共和党人偏好的多样性可以通过某些关键的受访者特征来强烈预测;具体而言，是与流动性限制因素一同增加的相关的金融不稳定性和人口特征。我们还发现，共和党的支持者比反对者更有可能有受抚养人，而且，可能与此相关的是，那些不相信政府应该为儿童提供基本福利的人也往往不喜欢UBI。这些发现表明，跨党派联盟肯定是在可能的范围内。然而，我们也发现政策设计的细节会使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产生分歧——例如，融资。即使两个主要政党的支持者都有可能支持现金转移政策，他们也可能希望这些政策有根本不同的版本。
在这份较短的报告中，我们的核心因变量是“对UBI的支持”，我们问受访者，“你支持还是反对UBI?”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告知受访者什么是UBI:“全民基本收入(UBI)是向所有美国人提供的定期现金转移，以帮助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它没有工作、收入或其他方面的限制——每个人都能得到同样的数额。收到现金转账的人可以自由支配这笔钱。”在我们的大多数数据中，y轴表示对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的支持在5分李克特量表上增加，其中5分表示强烈支持，1分表示强烈反对。请注意，这个问题没有说明资金和资格的细节——我们包括了单独的问题，以了解这些特征如何改变对基本收入政策的支持。虽然本报告中的大部分分析使用“UBI”(强调该计划的普遍性)一词，但在涉及公民身份标准或其他此类资格限制时，调查问题本身切换到“GI”(保证收入)。简而言之，受访者被告知并询问他们对全民基本收入的看法，直到他们遇到公民身份限制问题时，我们才切换到不那么普遍的、有保障的收入语言。
尽管强烈反对UBI的民主党人相对较少，但共和党人的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许多共和党人要么支持，要么持观望态度。对全民基本收入的支持是用5分李克特量表来衡量的。图源:Francis Tseng制作。
简要方法
我们的调查是在2020年5月5日至6月9日期间使用Qualtrics平台进行的，在美国各地收集了大约2200份回复。样本在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收入、政治派别、地区、种族和民族方面具有代表性，使用美国社区调查和ANES数据来估计票数。该调查涵盖了一系列主题，包括政治、风险承受能力和受访者的新冠经历。我们对数据进行编码以保持一致性如下:首先，更高的数字通常意味着对特定变量的支持或亲和力更高。其次，对于一些图表，我们采用了5分李克特量表，涵盖了支持到反对的范围，并将其转换为二元变量，以实现可视化;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们都将持中立态度的人纳入了“支持”类别。例如，那些回答说他们对是否能负担得起突然出现的400美元开支持中立态度的人与那些说他们能负担得起这笔开支的人归为一类。
经济不稳定与对基本收入的支持
社会人口学特点
首先，我们报告了不同群体的一些人口特征——即跨党派，以及共和党人的金融不稳定性指标。这些发现将为以下问题提供背景，诸如“普通支持者是什么样子的?”或“什么可能是支持的核心动机，以及支持的核心动机有多大?”
年龄与对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的支持呈负相关。在这里，我们将35岁以下的个人定义为“更年轻”;35岁到65岁的人被称为“中年”;65岁以上的被称为“老年人”。与年轻人相比，无论所属党派如何，老年人支持UBI的可能性都较小(图2)。尤其要注意的是，中年和老年受访者之间的支持率全面急剧下降。对UBI的平均支持率与年龄之间的这种关系在共和党人中尤为明显，这表明要么是代际变化，要么是支持率的生命周期差异。
家庭构成也是基本收入支持率的重要预测指标。有受抚养人的受访者(定义为有子女、残疾人和老年人的家庭)更有可能支持UBI。这种关系是对共和党人来说尤其明显。在我们进行的统计分析中(不包括这份简短的报告)，受扶养人在广泛的控制规范中仍然是特别重要的。
(左)各年龄组对全民基本收入的平均支持率，按党派划分。(右)按党派划分，有和没有受抚养人的人对基本收入的平均支持率。对UBI的支持是以5分李克特量表衡量，数字越高，支持率越高。
流动性制约因素
我们还使用美联储家庭经济与决策调查(SHED)中的两个问题来研究流动性制约因素束与支持UBI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询问受访者是否能够处理一笔意外的400美元支出，其次，他们是否容易预测自己每个月能赚多少钱。不太可能有能力支付意外的400美元费用的受访者，即:那些可能因流动性受限的人更有可能支持全民基本收入。这种关系在无党派人士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财政不稳定和对UBI的支持之间的关系延伸到收入波动，尽管对共和党人来说不那么强烈(但对独立人士来说不是)(图3)。我们还看到了一个可预测的趋势:高收入通常与较低的支持水平相关。然而，我们注意到，对于收入较低的共和党人来说，流动性问题似乎与更大的支持率有意义地关联(图4)。
(左)对全民基本收入的平均支持率取决于承受400美元冲击的能力，按党派划分。(右)根据收入波动性对基本收入的平均支持率。对UBI的支持率以5分李克特量表衡量，数值越高，支持率越高。
(左)收入越高，对UBI的支持率通常越低。(右)只看共和党人，我们可以看到，低收入者的较高支持率部分是由那些无法承受400美元冲击的人所驱动的。在这个共和党子样本中，约52%的受访者跌破了7.5万美元大关。对UBI的支持以5分李克特量表衡量，数字越高意味着支持率越高。
除了这些标准问题，我们还询问了受访者，他们每个月需要多少额外的现金来支付基本必需品。我们发现，对于支持UBI的人(1000美元)和反对UBI的人(450美元)来说，两党平均每月“现金缺口”的差异是相似的。我们将这一现金缺口信息与其他数据一起呈现，以描绘共和党UBI支持者(与反对者)的模态画像(图6)。与反对UBI的共和党相比，共和党的UBI支持者每月需要额外的566美元。此外，这些支持者往往更年轻，更都市化，更自由，经济上更不稳定，而且尤其更有可能有受抚养人。
共和党人分裂为UBI的支持者和强烈支持者，反对者和强烈反对者。请注意，在这个表格中，我们排除了那些对UBI持中立态度的人。支持者更年轻;结婚的可能性较小，但有受抚养人的可能性要大得多;更倾向于都市化;也不那么思想保守。对于现金缺口的问题，我们问的是:“你每个月需要额外多少钱来帮助满足基本需求?”1万美元以上的数额被排除在外。
基于价值的支持基本收入的决定因素
除了支持或反对UBI的基于需求的决定因素外，我们还研究了意识形态世界观的作用。我们在这里考虑的社会价值观和政策偏好往往是两极化的——它们是倾向于分裂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广泛准则，也与社会政策偏好(例如，政府的角色、贫困的本质等)有关。然而，在支持这些价值观方面，党内也存在差异，尤其是在共和党人和独立人士之间。
基于对各种意识形态立场的支持或反对，对UBI的平均支持率。从上到下依次为:A.认为人们贫穷是因为懒惰而不是外部环境;B.支持政府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发挥更大作用;C.认为公众的支持排除了个人的努力;D.认为政府对儿童福利负有责任;E.认为福利是经济的负担;F.认为政府有责任帮助那些收入最低的人，但除此之外不向收入较高的人提供福利。
不出所料，支持政府在解决社会问题以及为穷人和儿童提供福利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观点，预示着对全民基本收入的支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认为儿童福利属于政府职权范围的共和党人反对UBI。同样认为政府应该只向最贫困的个人提供服务的共和党人也倾向于对UBI表现出更多的支持。相对于反对这种观点的共和党人，接受“贫穷是由懒惰造成的”观点的共和党人对UBI的支持程度变化幅度较小。认为贫困是懒惰造成的，或者认为公共努力挤占了个人努力的观点，与共和党人和独立人士对UBI的支持程度较低有关。在我们的统计模型中(排除在本报告之外，但将被纳入更详细的未来报告中)，这些变量中的许多都是所有政党对UBI支持的重要预测因素，控制了相关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变量。
支持哪项基本收入?
之前的结果表明，理论上可以形成一个支持UBI的两党联盟。然而，当研究不同看似合理的基本收入政策的具体细节时，党派团体之间就会出现差异。
各政党对不同政策特征的支持百分比。(上)基本收入应该如何融资?(二)谁(如果有人的话)应该获得额外的福利(UBI+)(三)持有成本不变，哪种群体/金额组合更适合基本收入政策?(四)谁应该有资格获得基本收入?
或许分歧最大的是资金问题。我们发现，民主党人倾向于支持削减军费开支和增加赤字开支。共和党人在支持引入全民基本收入时，更倾向于削减失业或现有福利项目。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参考了大约4.4万亿美元的联邦政府总预算(2019年)，但没有给出基本收入政策成本的估计。我们还注意到，所提供的选项都不足以涵盖基本收入政策本身的实质性成本。选择融资选项的独立人士往往倾向于削减军事开支，增加赤字支出，或取消预先存在的福利计划(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数据表明，独立人士的观点因收入水平和应对400美元紧急情况的能力而有很大差异)。
保持一项政策的成本大致不变，我们观察到关于谁应该获得基本收入的不同反应。我们发现，各方普遍同意，针对联邦贫困线(FPL)以下的人，更倾向于1000美元的基本收入，这表明他们更倾向于一项经过经济状况调查的政策，或者一项逐步取消收入的政策。然而，共和党人的偏好更均匀地分布在各个选项中，第二高的偏好是全民150美元的普遍政策。关于“UBI+”福利(正常的UBI，特定的目标群体获得额外的补充)的发现与这些发现是一致的:共和党人不喜欢对任何特定的群体有UBI+，其次是对FPL下的人有UBI+的偏好。民主党人也更喜欢这两个顺序相反的选项，即他们更喜欢FPL下的人有UBI+，其次是没有UBI+。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包括了印第安人、非裔美国人和女性接受UBI+的选项，但没有提供任何意识形态背景(即赔款语言)。然而，这些选项都相对不受欢迎。
此外，共和党人强烈倾向于将资格限制在公民身上，而民主党人则或多或少均匀地分布在不同的基于公民身份的资格标准上。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资格要求与经济状况调查要求是分开的，对所有合法居民的认可程度略高。
结论
基本收入的两党联盟是可能的，尽管我们在考虑实际政策的细微细节时确实观察到差异。我们首先注意到，虽然大多数民主党人强烈支持UBI，但我们没有发现共和党人或独立人士的结果相反。事实上，这两个群体保持着相当大比例的UBI支持者，或者至少是许多不直接反对UBI的人。这种支持可以用两个因素的集合来解释:意识形态观点和社会经济特征。尽管共和党有可能在一般意义上支持UBI政策，但政策细节可能会在支持者之间造成分歧。我们发现，建立联盟的努力应该更多地关注于巧妙地驾驭政策细节，而不是让无条件现金援助的概念本身变得容易接受。
原文链接：<https://jainfamilyinstitute.org/opportunity-in-crisis-new-polling-on-public-opinion-amid-the-covid-19-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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